然而,曹操毕竟从小聪慧,多灵机应变,如诈病于叔父、望梅止渴等,所以其制度虽然很有优势,却只是解决当代困境的临时办法,堪比饮鸩止渴,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或许,世间诸多制度的形成与完善,皆需历经历史的曲折的进程,或上升,或下降。只是一点点小的进步,在历史长河中,却是惊起滔天巨浪。在不断翻涌之中,制度在其间不断冲刷、沉淀,最终铸就稳固且适配时代发展的基石。
而且每一项制度的诞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汲取前朝制度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如此,制度才能在历史的土壤中扎根生长,绽放出适应时代的新花朵,引领着社会不断向前迈进,书写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篇章。
然而,当下世界却出了陆弈这样一个BUG,怀揣着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的浩瀚知识,试图从这波澜壮阔的过往中汲取精华,精心构建一套全新的制度。
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波澜起伏的史诗,其间制度更迭,兴衰成败皆有迹可循。从秦汉的郡县制到隋唐的科举制,从宋元的文治到明清的集权,每一次制度的变革都伴随着时代的阵痛与新生。这些历史教训,犹如一座蕴藏无尽的智慧宝库,等待着陆弈去挖掘。
陆弈此时,宛如畅游在历史长河之中,深入剖析过往制度的得失,摒弃那些陈旧腐朽的部分,保留并优化适应时代发展的精髓,想要打造出一套契合当下、引领未来的新制度。
一部囊括两千多年历史智慧的赋税制度!
而历代之赋税,皆以征收土地之生产物及人民之劳动力为主,广义言之,即将两者合而称为“赋役”。狭义上讲,前者谓之“田租”、“田赋”等,后者称为“赋役”,又称“力役”、“摇役”。
所以,要说封建社会改革第一人,当属商鞅。
商鞅变法始于战国后期,变法的主要实施者商鞅,原为卫国人,人称卫鞅或公孙鞅。后因在秦受封商放邑,故而又称为商鞅。他说服秦孝公,提出变法主张,最终完成以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变革,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
当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经济上,铁器和牛耕得到了使用和推广,水利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打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里不谬”的传统,开始出现了土地自由买卖手工业和商业也产生了变革,“工商食官”的传统被打破,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和私人手工业者阶层,商品货币关系日趋发达,城市逐渐繁荣。政治上,周初的分封局面被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所打破,诸侯割据称霸,各种制度和等级秩序遭到破坏。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极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早日结束这种现状,完成大一统,各诸侯国纷纷涌现出社会变革和变法运动的浪潮。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想和学派互相争辩,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领域里的变化,都预示着社会将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商鞅变法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发挥了其巨大的历史价值,同时基于土地制度变化之上的封建赋税制度随着商鞅变法的到来也建立起来了。
农战论,则是商鞅经济思想的核心。所谓“农战”,“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
商鞅推行的农战政策,就是把全国上下的一切力量动员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和战争。商鞅提倡农战政策,主要是为了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因此在农和战之间,他更侧重于战这一方面,而认为农是为战服务的。重视农业主要是为了加强战力、保证敌争的需要。他强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要称霸诸侯,必须发展军事力量,因此国家必须强兵。要强兵,必须富国,要富国,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农业是富国之本。
商鞅变法中的赋税政策正是围绕着农战、以农战为基础、为农战服务的。
赋税在商鞅的思想里,只是国家用来调节百姓利益、推行农战政策的一个有力的奖惩手段变法措施:其一、废除西周以来的井田制,“为田开叶陌封疆而赋税平”。“`开吁陌封疆”,就是打开地界,重新丈量土地。对这一改革,“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决裂吁陌,教民耕战”。即确立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从法令上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项财政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达到“赋税平”的目的。其二、建立县制。其三、统一度量衡。其四、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其五、迁都咸阳。
商鞅变法的实施,废除了井田制,建立了封建主义土地私有制度,并为秦国日后兼并诸侯、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关于赋役制度的改革,将赋税征收从劳役形式变为实物征收,征收对象主要针对田地,不再刻意强调人头税,这是人身依附关系较农奴制松弛的一种表现。在赋税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商轶较之其他人看得更深刻,他不认为赋税只是有损于百姓利益、有损于经济发展的消极事物,而是将赋税政策看作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一种能动性工具,是国家用来充实财政、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他更看重的是赋税对经济的反作用。商鞅实行的赋税措施,主要是为他的农战政策服务,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的。针对这一点,他不主张无差别的薄赋敛,而是根据农战的需要来决定赋税的轻重,对农业活动薄赋,对一切非农业活动尤其是商业加征重税,这对于促进封建经济主要部门农业的发展,巩固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过分极端的采取重税打击工商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极端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