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陆正和陆修离开,陆弈立即下了一条命令:任何人不得打扰自己。
于是,陆弈便将自己关在房子里,开始思考接下来最重大的一项任务。
赋税之事,刻不容缓!
同时,历经了这一番实地考察和体悟之后,陆弈心中豁然开朗,终于明了曹魏政权何以能够最终一统天下。
究其原因,是曹操针对当时的困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适应了社会发展。
此时大汉王朝,其最核心最根本社会矛盾与经济问题则是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和赋税徭役沉重且不均。
自东汉建立以来,豪强地主,包括皇亲国戚、功臣、宦官、地方大族,利用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不断兼并小农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豪强的佃农、部曲,承受沉重的地租和劳役剥削;要么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大量土地和人口被豪强荫蔽,脱离了国家户籍和税收体系。朝廷掌握的纳税户口和耕地面积急剧萎缩,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入不敷出。
因此,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尤其是镇压叛乱,朝廷不断增加赋税。其中,又以人口为征收基础的赋税,在天灾、战乱、流亡导致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分摊到剩余人头上的负担更重,甚至连刚出生三天的婴儿,也要加征沉重的人口税,导致大量溺婴现象的发生。同时,沉重的赋役往往被地方官吏和豪强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自耕农身上,加剧了他们的困境,甚至出现了此地虽售,税不离户的荒唐现象;而兵役、力役的沉重,又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导致更多农民破产逃亡,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加征赋税——生产破坏——进一步加税”的恶性循环之中。
加之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水患、蝗灾及瘟疫,更是直接摧毁农业生产,导致粮食短缺,引发大饥荒,“人相食”、“易子而食”、“菜人市”的惨剧史不绝书,灾荒迫使大量失去生计的农民背井离乡,形成庞大的流民群体,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流民生活无着,极易被煽动和组织起来,成为反抗朝廷的主要力量。他们或啸聚山林为盗,或依附豪强武装,严重冲击社会秩序。
于是张角看到底层百姓困苦,民不聊生,便顺应民心,使民心为己所用,于是领导太平道信徒发动了席卷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八州的黄巾大起义。
这是经济、社会、政治矛盾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
起义虽然最终被朝廷召集地方豪强联合镇压,但它沉重打击了当时大汉王朝的统治根基,迫使朝廷“废史立牧”,权力下放,直接催生了地方割据势力。
而这一切,陆弈却是此次剿灭黄巾作乱的受益者之一,成为一方割据势力。
然而,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大汉王朝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彻底崩塌的体现。
豪强地主在兼并土地的同时,也通过垄断察举制等途径,逐渐发展为世代簪缨的门阀士族。他们掌控着地方乃至中央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享有世袭特权的统治阶层。
与之相对,广大的自耕农、佃农、部曲和流民生活在赤贫与绝望之中。上升通道被彻底堵塞,贫富差距达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骇人境地。
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而到了汉灵帝时期,皇权旁落,专权的“十常侍”卖官鬻爵,已是常态,导致官场彻底沦为贪腐的深渊。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四世三公的袁绍,看不起陆弈的原因。
轻蔑其是投机之人的原因!
然而,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以窦武、陈蕃等为代表的清流士大夫试图整肃吏治、对抗宦官专权,却机事不密,遭到宦官集团的残酷镇压。大批正直官员和士人被杀戮、禁锢或流放。
这场清洗不仅消灭了大汉王朝内部最后的改革力量,也彻底撕裂了统治集团,使大汉中央政府的威信和统治基础荡然无存。
这一系列深重的危机,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最终使曾经辉煌的大汉帝国在内外交困、民不聊生中走向了无可挽回的终结。
它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灭亡,更标志着秦汉以来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时代的终结,为随后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