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快结束时，尼科母亲又打来一次电话。她完全不知道格雷刚才坐在什么桌前，更不知道另一名年轻球员正在因为一场听证会被几拨人重新估价，只问英格兰那边的环境适不适合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冬天是不是特别冷，不会说英语怎么办，如果半年都坐替补，会不会把人坐坏。格雷把自己能确认的说清楚，不知道的也照样说不知道，还特地把最高报价和职业路线分开解释。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女人忽然问，如果这是格雷自己的弟弟，他会怎么选。
格雷差点顺着问题给出了答案。
话到嘴边时，他想起罗马先生那句“觉得自己比当事人更知道什么对他好”，停了一下才说：“我会让他先跟主教练本人说一次话。别只听经纪人转述。然后再决定那份长期计划到底值不值得信。”
“所以你也不知道该选哪家？”
“现在不知道。”
女人叹了口气：“你这人有时候真不适合让人安心。”
格雷笑了：“至少以后出了事，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保证过。”
电话那头也笑了一声。
挂断以后，格雷在桌边坐了一会儿。尼科一家正在决定一个十七岁孩子下一站去哪里；另一张桌上，陌生买家则在算一个卷入听证会的年轻球员现在的身价应该打几折。所有人谈的都是未来，只是每个人赔得起的东西不一样。有的家庭怕选错一次，几年都爬不回来；有的俱乐部算错一个年轻人，最多在下一份预算里再补一笔。
晚上回到住处，格雷把玛尔塔留下的三页纸又看了两遍，然后翻出那家俱乐部近两年的球员名单。他总共只认得三个人，最初还有点失望，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出去谈生意，竟然连豪门的门都摸不到。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这样更合理。真有人第一次就让他去碰豪门，只能说明那个人根本不怕他把事情弄坏。
他把路线、电话号码和联系人分别抄在几张纸上，最后才拿出那台罗马先生让人准备的袖珍录音机。东西很小，放进旧皮包几乎没什么重量。罗马先生交代过，万不得已以前不要开。证据留到最后才有用，刚坐下就把录音机摆出来，只会让所有人知道你已经害怕自己说过的话没人认账。
第二天清晨，格雷比火车出发时间早了一个多小时离开住处，却没有直接去车站。他绕到训练场外站了一会儿。尼科正在和几名临时队友做小范围配合，教练把他从边路换到中路，年轻人抱怨了两句，还是照着要求往里收。隔着铁网，没人注意到格雷，更没人知道他马上要去另一座城市，为另一个年轻球员进入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判。
格雷看了不到十分钟便转身离开。
他没有进去和尼科打招呼。
这趟差事和尼科没有关系，他也不想因为最近几个月总围着一个年轻人的未来打转，就开始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和“帮助球员”有关。那名卷入听证的孩子甚至未必知道格雷是谁。买家想压价格，卖家想少损失一点，律师在守边界，经纪人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只是恰好被安排坐到这些人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