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车站，萨米没有来送。
昨天罗马先生宣布由格雷去以后，他嘴上说自己另有事情，早上也只在办公室门口留了一句：“别把自己卖得比球员便宜。”
格雷当时回了一句：“放心，我现在还没人报价。”
萨米没笑。
这件事直到他坐上火车以后才重新从脑子里冒出来。格雷已经看出萨米对这次安排不高兴，却仍旧把那种情绪归到普通嫉妒里。在一个所有人都想往更好位置挤的地方，嫉妒实在太常见，今天你抢了别人的客户，明天别人拿了你的消息，后天谁在酒桌上少被介绍一个名字，都足够让人不高兴。真正危险的裂缝一开始往往也就这么宽，看上去只够塞进去一句难听的话。
火车开出城市以后，工厂、仓库、教堂、球场和墓地依次退到身后。格雷把袖珍录音机从皮包里拿出来，在掌心翻了两下，又放了回去，手指在开关键上停过一次。
他并不特别担心有人动手。
更让他不舒服的是，第一次真正坐到谈判桌边，就让对面看出自己需要一台录音机保护。
过去踢球时，紧张很容易暴露。第一脚球停大一点，传球慢半拍，教练站在边线外一眼就能看见。现在没有球替他泄露情绪，紧张只会藏进另外一些东西里。多说一句话，提前递出一张纸，别人沉默时自己先忍不住开口，或者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外行而回答一个根本没人要求回答的问题。
格雷看着车窗里的倒影。
三个月前，他还在地下旅馆里计算剩下半瓶伏特加能不能换一顿早餐。现在他抱着一只装满文件、电话号码、现金和录音机的旧皮包，要去替一个连名字都不应该多问的年轻球员谈价格。
那张脸似乎比三个月前老了一点。
格雷看了一会儿。
他居然有些兴奋。
随后才发现，自己也有点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