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末，周砚深走了一个月了。
光宗每天早上来，开门，开灯，对账。李秀兰坐在对面翻流水账。周桂香在踩机器，杨来弟在锁边。耀祖在裁床前面排料。机器声嗡嗡的。日子照过。月产四千件，利润八万。
月底的时候，信箱里多了一张明信片。光宗拿钥匙开锁，取出来。明信片是硬的，边角有点卷，像是路上被压过。正面是一幅画。画的是北京的胡同。灰墙，灰瓦，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有一张石凳。石凳上坐着一个人。背影。看不清是谁。她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
“北京，胡同，槐树。”
下面是周砚深的名字。字写得不大，笔画很稳。
光宗看了一遍，又翻过来看了一遍。她把明信片放在桌上，继续对账。算盘珠子拨过去，拨回来。拨完了，她合上总账本。明信片还在桌上。她看了一眼，拿起来，拉开抽屉。
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毕业证在里面，樱花瓣夹在信封里，速写本放在旁边，钢笔放在最上面。她把明信片放在钢笔旁边，合上抽屉。
她没有回。
同一个月，耀祖也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黄陂寄来的。牛皮纸信封，上面贴着邮票，盖了戳。耀祖从厂门口的信箱里取出来。她拿着信，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车间，坐在裁床旁边，拆开。
里面是一张信纸，折了两折。纸是白的，边上有一道折痕，像是写过又展开的。字写得很密。陆清远的字。他写黄陂的村小。教室漏风。窗户没有玻璃，糊着塑料布。冬天孩子们手冻了。他教他们唱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孩子们唱得跑调。他跟着唱，也跑调了。
信里夹了一片叶子。干了，薄了，颜色还在。黄的，边上卷了。
耀祖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她把叶子拿出来，放在手心里。叶子干了，脆了。她不敢用力，轻轻放在桌上。她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信封放进缝纫机抽屉里，和传单、玻璃珠放在一起。她关上抽屉，手放进口袋里。玻璃珠在，温的。
她没有回。
那天下午，光宗去市场看料子。白底暗条纹的快用完了，她想进一批。她走到料子摊前面，正在摸料子，旁边有人站定了。
“许老板。”
光宗转头。孙望北站在旁边。穿一件黑夹克，手插在兜里。他也在看料子。两个人隔着一个摊子。
“孙老板。”
“你也来进料子？”
“嗯。”
孙望北看了一眼她手里的布。“白底暗条纹，这批料子好，我前天也进了两匹。”
光宗没说话。她把料子放下，问老板价。老板说“八十五。”
光宗说“八十二。”
老板说“八十三。”
光宗说“八十二。”
老板说“行。”
孙望北在旁边看着。光宗付了钱，把料子扛在肩上。孙望北说“听说周砚深去北京了。”
光宗看着他。
“汉正街就这么大。”孙望北说。
光宗没理他。她转身要走。孙望北在后面说“你一个人撑厂，不容易。”
光宗停下来。没回头。
“我有耀祖。”
孙望北没再说话。光宗走了。步子不快。走出市场。路过那个卖热干面的摊子。摊主在拌芝麻酱。她看了一眼，没停。走到厂门口，耀祖在办公室对账。
白天，光宗在办公室里算了一笔账。
她算的不是这个月的账。她算的是另一笔账。如果她走了，厂里会怎样。
月产四千件。利润八万。三十个工人。五个稳定客户。三个外贸单子。她把这些数字写在纸上。然后她开始算：如果她走了，谁对账？李秀兰只会记流水，不会做总账。耀祖只会管料子，不会算成本。周桂香和杨来弟只会踩机器。没有人能顶她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