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末。
周砚深从北京回来那天，没提前打电话。
他是下午到的，光宗在办公室对账。李秀兰刚走，流水账合上放在桌角。光宗翻开总账本，算这个月的成本。料子、工钱、水电、房租，一笔一笔算过去。算盘珠子拨得很快，手指头几乎不看。
窗外车间里周桂香在踩机器，哒哒哒，哒哒哒。杨来弟在锁边，嗡嗡嗡。耀祖在裁床前面排料，弯腰对着版图，手里捏着划粉。机器声混在一起，像一条河，不急不慢。
光宗算到一半，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不重，但也不轻。皮鞋踩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节奏很稳。她没抬头。脚步声停了，停在办公室门口。
她抬起头，周砚深站在门口，穿一件灰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牛皮纸的，袋口折了两折。头发比走之前长了，遮住了耳朵，脸上晒黑了一点。
“你回来了。”
“嗯。”
“什么时候到的？”
“下午。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
“怎么不打电话？”
“打了，你没接。”
光宗看了一眼桌上的电话，话筒歪着，没挂好。她昨天打完电话没放正。话筒和底座之间有一道缝，她伸手把话筒摆正。
“坐。”
周砚深没坐，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办公室。总账本摊在桌上，翻到最后一页。算盘放在旁边，珠子有几颗歪了。搪瓷杯里还有半杯水，凉了，杯壁上凝着一层水汽。抽屉关着，和他走之前一样。
他看了一眼车间方向，周桂香在踩机器。杨来弟在锁边。耀祖在裁床前面排料。他看了一眼。又看回光宗。
“你瘦了。”
光宗没说话。她把手里的笔放下。笔是周砚深送的那支，黑色的，笔帽上有一道划痕。她天天用，笔杆被手磨得发亮。
“北京怎么样？”
“大，人多，风沙大。春天的时候，窗户不能开，一开，桌上全是沙。”
“嗯。”
“设计院的项目做完了，一个图书馆，在城东，我负责外立面。”
“嗯。”
周砚深站在门口，他把纸袋子从左手换到右手。脚抬了一下，想迈进来，又收回去。光宗坐在椅子上。没站起来。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灯管嗡嗡响着，光白惨惨的，照在两个人中间的地上。
“我路过，看你一眼就走。”
光宗看着他。“看完了？”
周砚深看了她一会儿。看了一眼桌上的总账本。看了一眼她手里的笔。看了一眼她身后的窗户。窗外是汉正街的屋顶。密密麻麻的。灰蒙蒙的。有人在屋顶上晾衣服，衣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
“看完了。”
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会儿。出了厂门，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