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春天的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暖意。
光宗去找老会计，是三月的一个周一早上。她跟学校请了假。坐轮渡过了江，又换了一趟公交，找到老会计住的那条巷子。巷子在武昌老城区，窄得只容一人过，两边是灰砖墙，墙根长着青苔。门牌号模糊了，她找了三遍才确认。
门关着。她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过了很久，里面传来脚步声，很慢。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头从门缝里看她，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旧眼镜，镜腿用胶布缠着。
“你找谁？”
“请问是李会计吗？”
老头打量了她一眼。“你是谁？”
“我叫许光宗。我爸是许建国。汉正街开服装厂的。厂里账目想请您帮忙看看。”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不看了。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李会计——”
“你走吧！”老头把门关上了。
光宗站在门口。她没再敲门。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巷子口，她回头看了一眼。门关得严严实实。她记下了这条巷子，这个门牌号。然后她走了。
回到轮渡上，江风很大。她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的汉正街。密密麻麻的屋顶，灰蒙蒙的一片。她想，老会计这个人，跟厂里那个老会计不一样。这个老会计是出了名的倔。耀祖说过，“门没开，就算了。别去了。”但光宗还是来了。
这是她第一次来。她想，还会有第二次。她攥着轮渡的栏杆，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去理。她盯着对岸看。船靠岸的时候，她第一个下了船。
周一上午，光宗坐在教室里上审计课。BP机别在腰上，调了震动。她正低头记笔记的时候，腰上震了一下。她低头看了一眼，BP机上显示的是厂里的号码。她没回。过了一会儿，又震了一下。还是厂里的。她把BP机按了，继续记笔记。
下课铃响了。她跑到教学楼下的公用电话亭，插了IC卡，拨厂里号码。响了两声，耀祖接的。
“姐。外贸单子来了。”
“什么单子？”
“一个香港的贸易公司。姓陈。说在汉正街找了一圈，看了好几家厂。最后看了我们的样衣。要做八百件衬衫。白底暗条纹，外贸版。一件八块。”
光宗握着话筒。“什么时候要？”
“今天打电话来的。说下周三交货。三天。”
“三天？”
“嗯。他说他那边船期定了，不能改。”
光宗算了一下。厂里月产一千五百件。三天做八百件，日产两百六。十二个工人，每人每天做二十二件。紧，但做得出来。
“接。”她说。
“接得住吗？”
“接得住也要接，接不住也要接。这是第一个外贸单子。做成了，后面单子源源不断。做砸了，汉正街就没我们这号了。”
耀祖沉默了一秒。“那我去安排。”
“我马上回来。”
光宗挂了话筒。她跟方琳说了一声“家里有事”，背着书包跑了出去。在公交站等了二十分钟。
回到厂里的时候，天已经暗了。车间里的灯全亮了，十几台缝纫机排成两排，周桂香和杨来弟站在机器旁边，耀祖蹲在裁床前面。
“料子够不够？”光宗问。
“够。白底暗条纹还有两匹，做八百件够了。”耀祖说。
“那就不买了，用库存。”
耀祖站起来。“我去排料。让周桂香和杨来弟先踩领子。”
晚上十点，耀祖把版图铺在裁床上，开始排料。两匹料子铺一层，电剪刀沿着版线切下去，一刀一摞。周桂香在旁边帮她拉布，杨来弟把裁好的料子按码数分好。
十一点，机器开始响。周桂香踩第一件，杨来弟踩第二件。两个人一组，一人做领子，一人做袖口。耀祖在中间来回走，看肩线、看领口、看针脚。
十二点。光宗在办公室里翻流水账。算到一半，车间里忽然静了。她跑出去。周桂香那台机器停了。踏板踩下去，针不动。灯还亮着，但机器不转了。
“电机坏了。”
耀祖跑过来。她把机头打开，用手转了转飞轮。轮子卡住了。她蹲下来，把电机拆开。线圈烧了一截，黑乎乎的。她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卷漆包线，把烧断的地方接上，缠了两圈绝缘胶布。装回去，拧紧螺丝。踩踏板。机器响了。
“好了。”耀祖说。
周桂香坐下来继续踩。
凌晨两点。光宗去隔壁厂借机器。隔壁是做裤子的，晚上不加班，机器闲着的。光宗站在门口，敲了门。一个中年男人出来，披着外套。
“师傅，我是隔壁光宗耀祖厂的。我们赶外贸单子，机器不够用。想借您两台机器用三天，给租金。”
男人看了她一眼。“不借。我们自己也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