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走过去，仰头看那块木牌。四个字已经大致恢复了原样，只有“耀”字右肩上一小块红印子，像被谁用指头按了一下。光宗看了一会儿，说：“留着。”
许建国转头：“留着？留着他泼的东西挂门脸上，好看啊？”
光宗说：“留着。给他看。”
许建国不说话了。他抬头看那点红印子。春天早上的太阳照在木牌上，那一小块红印子亮晶晶的，像一枚盖错了地方的章。
光宗说：“报了警，能抓人。但抓了人，他的店还在。钱跃进最怕的不是坐牢，是丢脸。他泼，我们擦。擦得干干净净，让整条街都看见，他泼了也是白泼。这最后一点红，不擦。让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到，钱跃进泼过我们的招牌。我们没倒。”
许建国听完了，站了很久。他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两口。烟雾在晨光里散开，像他堵在胸口的那口气，终于找到了一条缝往外冒。然后他说：“你说了算。”
那天上午，许建国骑三轮车，光宗坐在车斗里，一起去派出所。许建国没进去，在门口等着。光宗一个人进去备了案。
出来时，许建国问：“怎么说？”
光宗说：“备上了。以后再动，就报。”许建国“嗯”了一声。
下午，许建国又爬到凳子上去，把木牌仔仔细细擦了一遍。他绕开那一小块红印子，像绕过一枚钉子。擦完之后，他跳下来，退后三步，抬头看。四个字，清清楚楚。只有一点红，在“耀”字上，像一滴没擦干的血。
“看着也还顺眼。”他说。
光宗说：“顺眼不顺眼不重要。它在那儿，就是给他看的。”
第二天一早，刘四清跑回来，还没进门就喊：“老板！老板！对面的牌子没了！”
许建国从柜台后站起来。光宗也走出来。两人到门口一看，钱跃进店门口那块“分店筹备中”的木牌不见了。白底黑字的牌子，前天还在风里招摇，现在只剩下两截麻绳，挂在门楣上，像两条断了的眉毛。
地上半截绳子，磨得起了毛。不像是人剪的，是风扭的。
“半夜起风，硬是把它扯脱了。”刘四清说，“活该！”
许建国“嘿”了一声。他转头看光宗。
光宗说：“不是风，是挂得不好。”
许建国说：“那风也是个识货的。知道他那牌子不配挂。”
他说话时，声音很大。对面店里，钱跃进的伙计正搬着梯子出来，要重新挂。许建国看都没看，转身进店去了。光宗站在门口，抬头看自家店门上那块牌子。四个字，在风里稳稳的。那点红印子还在，像一枚旧钉，钉住了昨天。
许建国从店里出来，端着一碗热干面。他蹲在门口，筷子拌得飞快。吃了几口，他忽然说：“光宗，我想明白了。人不能光顾着往前冲。有时候，停下来把脸上的脏擦干净，也是往前走。”
光宗说：“能这么想，你比钱跃进强。”
许建国把最后一口面扒进嘴里，嚼了嚼，咽了。然后他站起来，把碗递给她：“洗碗去。”
光宗接过碗，说：“好。”她走了两步，又回头：“爸，以后招牌我擦。你在下面帮我扶凳子就行。”
许建国笑了。那笑很浅，像江面上刚起的一层波。他说：“也轮不到你，有刘四清。”
远处，江汉关的钟声敲了七下。汉正街又一天开始了。阳光从梧桐叶子里漏下来，洒在青石板上。那点红印子嵌在招牌上，很小。小得只有知道的人，才会抬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