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天，光宗在学校里算账。
那是周三下午的自习课。教室里很安静，只听得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有人在抄英语单词，有人在背政治题，有人在偷偷看小说。光宗面前摊着一本数学练习册，但她没在做数学题。她在练习册背面画了一张表。
左边一栏写“日期”，右边一栏写“件数”。她凭记忆把上个月店里的流水一件一件列出来。许建国的账本上记得清楚，但她脑子里那本更清楚。
哪天下雨卖得少，哪天周末卖得多，哪天进了新货卖得快，她全记得。铅笔尖在纸上走得飞快，像在抄一份早就背熟的课文。
她先写了三行：三月十七，三十七件。三月十八，四十一件。三月十九，三十九件。这是泼油漆前三天。
然后她停了一下。笔尖悬在“三月二十”上面。那一天是泼油漆的日子。她想了想，写下一个“零”。想了想，又划掉了。那天下午擦完油漆，其实卖了两件。她重新写上“二”，在旁边画了个小圈。
接下来的几行她写得慢一些。三月二十一，四十二件。三月二十二，四十八件。三月二十三，五十一件。她把这一周的总数加了加，又翻回去把上一周的加了一遍。多出来的数字，她圈了两遍。
同桌林妍凑过来看了一眼：“你在算什么？”
光宗说：“生意。”
林妍看了一会儿，没看懂。练习册背面那些数字密密麻麻，有加有减，还有箭头连着。她想问什么，但看光宗的表情，又把话咽回去了。她只是把自己的橡皮往光宗那边推了推，又低头继续背单词。
那个周末，光宗从武昌坐轮渡回来，没先回家，直接去了店里。
许建国正在理货，看见她进来，说：“今天回来得早。”
光宗“嗯”了一声。她走到柜台后面，把书包放下，然后站在店门口，仰头看招牌。“光宗耀祖服装店”六个字，在春天的太阳底下亮堂堂的。只有“耀”字右肩上的红印子，还是暗的。阳光照不到那里。
许建国看她一直盯着招牌看，说：“看什么？”
光宗说：“看它值多少钱。”
许建国没听懂。他想问，但光宗已经走回柜台后面，拉开凳子坐下来了。
她从书包里掏出练习册，翻到背面那张表。然后她翻开许建国的记账本，从第一页开始对。许建国的字大，一笔一划像刻钢板。光宗的手指在纸页上慢慢滑，把记下来的数字一个个抄到自己的表上。
许建国在旁边理货，不时回头看她一眼。光宗低着头，铅笔在纸上走。她的眉头微微皱着，嘴里不出声地念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停下来，把铅笔搁在耳朵上，两只手在柜台下面比划了一下，像在打算盘。然后又拿起笔，在表下面画了一条线。
她算到一半，算不下去了。数字对不上。她又从头翻了一遍记账本，翻到中间某一页，手指停了一下。那一页上，许建国把一件退货记成了收入，又划掉重写了。改得有点乱。光宗盯着那一行看了很久，拿铅笔在旁边重新算了一遍。
算完了，她把铅笔搁下来，看着那张表，没说话。
刘四清从外面送货回来，肩上扛着两个蛇皮袋，往地上一放。他看见光宗在柜台后面算账，凑过去瞄了一眼。
练习册背面那张表上，数字排得密密的。他没看懂，也没问。他只是说：“姐，你算账的样子，跟爷爷一个模子。”
光宗抬头看了他一眼。刘四清已经转过身，去仓库搬货了。光宗低头继续看那张表。
傍晚，耀祖从纺织中专回来了。她背着书包走进店里，看见光宗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摊着两张纸，一张是练习册背面，一张是许建国的记账本。光宗正低头写字，嘴里咬着铅笔的另一头。
耀祖凑过去，把那张练习册背面拿起来看。表上密密麻麻记了一堆数字，最后一行写着：“一周多卖二十三件。值多少，算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