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里没人说话。灯泡发出细小的电流声，像一只虫子在灯罩里转圈子。
“所以我决定了。”李秀兰说，“厂里的工作，我去辞。店里的账，我管。”
许建国抬起头。他以为自己要费一番口舌，没想到她已经在账本前自己转过了弯。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被许保国抢先了。
“车有副刹。”许保国只说了这一句。
李秀兰把账本拿起来，放在胸口前面，说：“我的副刹就是这本账。账在，我在。”
散会后，陈桂英一个人回了屋。
许建民蹲在门口抽烟。烟头在黑暗里红一下，又暗一下。陈桂英坐在床沿上，看着窗户外头。她没点灯，屋里黑得只剩下许建民烟头那一点光从门缝漏进来。
“你弟媳的账，什么都有。”陈桂英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给自己听，“就是没有我。”
许建民没回头。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摁灭了。烟头在地上滚了半圈，停住。
“没有我，”陈桂英又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
她的声音不尖，不冷，也不怨。就是平。像在念一行与自己无关的账。
许建民站起来，回屋。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我也没有。”
陈桂英不说话了。
她站起来。屋里没开灯，她摸黑走了两步，摸到那个旧五斗柜。柜子最下面那层，放着她结婚时带过来的一只木箱子。她蹲下去，把箱子拉开。里面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最上面是一件红棉袄。
她把红棉袄抱出来，在黑暗里抖开。棉袄已经旧了，红色暗了，袖口磨得发白。她看不清颜色，但手一摸就知道，哪里软，哪里硬，哪里是当年沾过水的下摆。她看了一会儿，又把它叠好，放回箱子里。箱子合上时发出轻轻一声，像把什么也一起关进去了。
那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当年就是穿着它，被许建民从渡口接回来的。那时候渡口的船刚靠岸，她拎着一个小包袱从跳板上走下来，红棉袄在江风里鼓起来，像一面崭新的旗。
许建民站在码头边等她，穿着厂服，手里推着一辆借来的二八大杠。他看见她时，嘴张了张，最后只说了一句：“来了。”
她说：“嗯。”然后他把她的包袱接过去，挂在车把上，推着车往家走。她跟在后面，江风从背后吹过来，把她的红棉袄吹得一下一下贴在小腿上。那条路她走了十二年，如今连那件红棉袄都旧了。
她摸着箱子盖，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回到床边。许建民已经躺下了，背朝着她。陈桂英没脱衣服，就那么靠着床头，眼睛睁着。
那一夜，陈桂英家的窗户亮了一夜。
光宗半夜起来去公共厕所，看见那扇窗户里透出黄黄的光。光很弱，像一盏熬了太久的油灯。她没停，踮着脚走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陈桂英端着盆出来倒水。她走到水池前，把盆里的水慢慢倒掉。水碰到池底，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人。
她倒完了，没像以前那样把盆“咣”一声磕在池沿上。她把盆端在手里，转身回屋。关门的声音也轻，像把一夜没睡都关在了里面。
王翠花从屋里出来，手里抓着两把挂面。她看见陈桂英的背影，脚步慢了一下。又继续往公用厨房走。锅已经坐在炉子上了，水在锅底一小圈一小圈地响。王翠花把挂面下进去，用筷子搅了两下。面浮起来的时候，她侧过头，看了一眼陈桂英家的窗户。
窗户关着，窗帘拉着。但窗台上多了一样东西。
是一小盆仙人掌。不知道从哪儿端来的，盆是旧的搪瓷盆，掉了好几块漆。仙人掌小小的，直挺挺地立在那里，像一根不肯弯下去的手指。
王翠花盯了一会儿，把火拧小了。
面在锅里慢慢煮着。热气升起来，把她的眼镜蒙了一层雾。她没擦。只听见面汤在锅底咕嘟咕嘟地响。太阳从东边照过来，把公用厨房门口照得半明半暗。一锅面，两把葱，几缕烟。冬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