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店开到第二个月，许建国绷不住了。
白天要上货、守店、跟顾客磨嘴皮子，晚上回来还要把一天的收入和支出记在本子上。他的字本来就不好看，加上手抖，常常把“7”写得像“1”，第二天自己看了都认不得。
李秀兰在灯下帮他重新誊一遍，一边誊一边说：“进项是进项，出项是出项，你以后分两列写。”许建国“嗯”了一声，第二天还是写成一锅粥。
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他终于开了口。
“秀兰。”他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那本记满糊涂账的本子，“你把厂里的会计辞了吧。回来管店里的账。店里的账加小卖部的账，没个正经会计管，我夜里睡不踏实。”
李秀兰没说话。她正在缝光宗书包上一处开线的带子。针从布里穿过去，又扯出来，细细的线在灯下反着一点光。她缝完最后一针，用牙把线咬断，才抬头。
“厂里的工作，是我自己考上的。”她说。
许建国张了张嘴。他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不是不想管，是“你让我辞我就辞”这件事，她得自己想明白。
“我不是让你辞了帮我。”许建国说，“是这摊子越来越大了。你的账比我清。有你管，我才敢放开手干。”
李秀兰把针别在线轴上，线轴放进针线盒。她说：“你把账本放下吧！明天我看看。”
第二天晚上，李秀兰把全家人叫到了堂屋。
八仙桌上放着她那本牛皮纸封面的账本。十二年过去，封面磨得更旧了，边角起了毛，有几处用透明胶粘过。
许保国端着搪瓷缸坐在桌边。王翠花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没进来，像是在听，又像只是路过。许建民和陈桂英坐在最边上。光宗和耀祖站在李秀兰身后。
“这本账，我记了十二年。”李秀兰说。
她翻开第一页。灯下，纸上那行字已经有些褪色了：“1980年霜降，鸡蛋八毛。两个女娃，健康。”
“头一年的账，记的是鸡蛋、红糖、尿布、煤球。一个月花多少钱，能省下几块。那时候家里最贵的，是给龙飞买的一双小皮鞋。账上有。”
她说着，翻过几页。纸张哗啦响，像一群在夜里扑腾的蛾子。
“中间几年，记的是建国摆摊的进货、小卖部的流水、借出去的、还回来的。你们看，这页是1988年春。”
她停在那一页。上面只写了四个字：“虚惊一场。”
陈桂英坐在角落，身子没动，眼珠子却盯着那四个字。她认得那几笔字，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一直以为，那一年王翠花天天给李秀兰煮鸡蛋，是李秀兰在装——装怀孕，装不舒服，装了整整一个春天。
现在那四个字就摆在灯下，她忽然觉得喉咙里堵了点什么。不是愤怒，是空。像一口痰，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那一年春天，我月事晚了一阵子。”李秀兰的声音很平，“妈给我煮了四十二个鸡蛋。最后虚惊一场，没怀上。”
王翠花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动了一下。她没进来。但她的蒲扇不摇了。
“后来我就跟建国说了，我不再生了。”李秀兰说，“两个女儿。够了。”
她说“够了”时，没有加重语气。就像在说今天的白菜多少钱一斤。
陈桂英低下了头。她想起自己那些年在背后说的话——“装什么装”“还不是想再生个儿子”“生不出儿子还不消停”。现在灯亮着，账本摊着，那四个字像四枚钉子，把她那些话全钉在了她自己舌头上。
许保国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他没觉出来。
李秀兰继续翻。翻到1989年秋，指着一行字：“光宗拾金不昧，三百二十元，归还失主。”翻到1988年冬：“耀祖中电视机一台。入账。”她的手指点在纸页上，像在指认一群听话的孩子。
“这十二年，我把日子记了一遍。”她说，“记着记着，日子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