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天，光宗第一次坐火车。
绿皮车，硬座。车厢里塞满了人。有人扛着蛇皮袋，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把鞋脱了盘腿坐在座位上。过道里走一步要碰三个人的腿。
空气里混着汗味、煤烟味、铁轨味，还有方便面的味道——有人用搪瓷缸泡了一包，酱料包撕开的时候，那股味道浓得整节车厢都能闻到。车窗能打开一半，风灌进来的时候，能把那股气味冲淡一点。
许建国把靠窗的位置让给了光宗。光宗坐在那里，脸朝着窗外。她的书包抱在怀里，拉链拉到头。
车票、钱、练习册，都在书包最里层。那是出门前李秀兰一针一线给她缝的暗袋。夜里许建国靠椅背打盹，光宗把手伸进书包里，隔着暗袋摸了一下。钱是硬的，练习册的角是软的。两样都在。
耀祖没来送站。她前一天晚上把光宗叫到门口，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五颗水果糖。她说：“车上吃。吃完了就回来。”
光宗说：“两天就回。”
耀祖说：“那正好，一天两颗，留一颗回来给我。”光宗把纸包放进书包最外面的口袋。糖纸是蜡的，隔着纸包沙沙响。
火车走了一夜。光宗没怎么睡。车厢里的灯昏黄昏黄的，照得人脸上都像涂了一层油。许建国仰在座位上打起了鼾，头一点一点的。光宗把外套脱下来，盖在父亲肚子上。她自己睡不着，就看着窗外。
天快亮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开始变了。
她看到了厂房。
不是江城那种一排排的红砖车间，是新的。灰色的水泥墙，蓝色的铁皮顶，门口竖着大牌子，上面的字看不清，但灯亮着。田野还是有的，只是田地越往后越少，厂房越来越多。有些地方刚推平了土，黄土露在外面。脚手架一排排立着，竹竿和铁管绑在一起，密密麻麻的。
光宗从书包里拿出练习册，在背面写：“田少，厂多。有脚手架的地方，比江城建得快。”
许建国醒了。他揉揉眼睛，看见女儿在写字，问：“写么斯？”
“记东西。”
“火车上看书写字，费眼睛。”
光宗没停，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练习册合上。“看景不如记下来，以后有用。”
许建国不说话了。他扭头看向窗外。越往南，山越多，隧道一个接一个。火车钻进隧道时，天一下子黑了，窗玻璃上映出车厢里的灯和人的脸。光宗看见自己的脸也在玻璃上，黑黑的一团，只有眼睛是亮的。她有点认不出自己。
广州站到了。
人潮把许建国和光宗从出站口往外推。站前广场上全是大包小包的人，有的人蹲在台阶上吃盒饭，有的人在打电话。话是听不懂的。
光宗只听见满耳朵的“咩”“啦”“啦”，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漫过来，把人泡在里面。她紧紧拽着许建国的衣角。许建国回头看了她一眼，说：“跟紧。丢了就站原地等。”光宗点头，拽得更紧了。
批发市场比汉正街大。
大很多。光宗站在门口，眼睛从这头扫到那头。一排排档口望不到头，衣服、鞋、包、皮带、袜子、床单，什么都卖。那些货堆得像山，比汉正街的巷子高，比巷子密，颜色也花。头顶是连成片的铁皮棚子，太阳晒在上面，热从棚顶往下压，人走进去，像进了一个张着嘴的蒸笼。
许建国看花了眼。他站在一堆牛仔裤跟前，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又回头看看别的，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他一会儿问光宗“这个怎么样”，一会儿又被旁边档口的喇叭声勾走。他的汗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背上，人却还在原地打转，像个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光宗没跟着他走。
她找了个柱子旁边站着，把书包抱在胸前，看人。
看的是一个小时。她看进出市场的人，什么货出来的人手里提得最多，什么货出来的人空着手。有人提一个黑塑料袋，有人拖一辆折叠小车，有人胳膊底下夹一捆衣架。最多的，是一种白色的蛇皮袋，上面印着蓝色的字。
光宗看不清字，但她记得那颜色。提白袋子的人，大多不是来零买的。他们从档口出来，直接往车站方向走，步子快，像在赶时间。
她数了数。二十分钟里，过去了差不多四十个人。二十多个提着白袋子。那二十多个里，有十六七个是从同一片档口出来的。她把这个数字在心里过了两遍。
这时候，她看见一个提白袋子的女人在门口摔了一跤。袋子破了，圆领衫滚出来几件，白的灰的，散了一地。那女人顾不上揉膝盖，跪在地上就往回捡。旁边有人经过，没一个人停下来。
光宗想过去帮忙，但她离得远，等她挤出几步，那女人已经把衣服全塞回袋子里，抱着破口走了。她走路的姿势很怪，一条腿不敢用力，但步子一点不慢。
光宗没说话。她站在柱子旁边，眼睛还看着那个女人走远的方向。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书包带子上的线头。一下，又一下。
“爸，跟我来。”她说。
许建国正被一个卖电子表的摊子勾住。那摊主吆喝得震天响：“五块一个，十块三个！南来的北往的，不买也看看！”许建国的手都快伸过去了，听见光宗叫，又缩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