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电视里天天放邓公南巡的新闻。
小卖部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是耀祖中奖得来的，平时用蓝布罩着，只有周末晚上才开。但这段时间不一样了。
许保国每天晚饭后都让把电视打开，就为看新闻。画面不太清楚，屏幕上有雪花点，声音倒还成。邓公在深圳、珠海的镜头一遍遍播，江城的报纸上也在说，头版头条，墨印得格外黑。
许保国端着搪瓷缸坐在电视正前方，看一会儿，喝一口茶。茶凉了他也不换，就那么喝。王翠花坐在旁边择菜，嘴里嘀咕：“一个新闻，天天看，看得进饭？”
许保国没理她。他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南方，那些厂房、吊塔、集装箱，像另一个世界。
汉正街比往年这个时候热闹得更早。开春没多久，巷子里的人就挤得走不动路了。做批发的、摆地摊的、推三轮的、扛大包的，从早到晚不断人。
许家的摊子生意好得有些忙不过来，许建国一个人又进货又看摊，还要顾小卖部，脚不沾地。有时候忙到下午两点才吃第一口饭。他端着饭盒蹲在摊子后面，扒两口，有人喊“老板”，他嘴里含着饭就站起来了。
三月底，他请了第一个帮工。
人叫刘四清，黄陂来的，二十出头，个子不高，壮实，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有活就干，不叫苦。是刘姨介绍的，说是她娘家远房侄子，在老家没得事做，来江城找活路。许建国试了他三天，觉得行，就留下了。
试工那三天，刘四清每天早上五点就到。不等人支使，自己找活干：把卷帘门拉起来，把货包从仓库往摊子上搬，把前一天没卖完的袜子按颜色码齐。许建国在旁边看，不说话。
第三天下午，他跟刘四清说：“留下。一个月八十，包一顿午饭。”
刘四清把身上的灰拍了拍，说：“老板，你放心，我不偷懒。”
许建国说：“偷懒不要紧，货别弄错。”
刘四清笑了，露出一排白牙：“货比我亲爹还亲。”
许建国没笑。但晚上回家，他跟李秀兰说：“这个人，眼里有活。”
刘四清住在汉正街后面的出租屋里，十来平米，跟另外两个老乡合住。他每天天不亮就过来，帮着卸货、理货、守摊，什么活都干。人嘴甜，见人就喊“老板”“师傅”，对光宗和耀祖叫“小妹”。
耀祖第一次在摊子上见到刘四清时，躲在光宗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看他搬货。刘四清弯着腰，后背上全是汗，一个人扛着两个蛇皮袋从巷口走过来，胳膊上的肌肉一条一条绷出来。耀祖小声说：“姐，我们家也有员工了。”
光宗说：“是帮工。”
耀祖说：“那不都一样。”
光宗说：“帮工拿钱干活，员工也是拿钱干活。但帮工干完就走，员工得让他愿意再来。”
耀祖似懂非懂，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那怎么让他愿意再来？”
光宗说：“按时给钱，不少他。干活的时候不骂他。吃饭的时候给他多打半勺。”她看了耀祖一眼，“跟你让人喜欢，是一个道理。”
耀祖笑了，觉得姐姐是在夸她。光宗没否认。
四月的汉正街，摊子比以前多了一半。
什么都有。卖袜子、卖毛巾、卖塑料盆、卖假领子、卖扣子、卖拉链的，还有从外地倒来的电子表、蛤蟆镜。整条街像一锅煮沸了的水，吆喝声、讨价声、三轮车铃铛声混在一起，嗡嗡地响。
光宗放学后不直接去摊子。她会在巷口站一会儿，背着书包，看人。
看谁在哪个摊子前停得最久，看哪个摊子围的人最多，看哪个摊子总是冷清。她不做笔记，就站在那里，眼睛慢慢扫。扫过去，又扫回来。
她注意到一个卖鞋垫的老头。
老头的摊子摆在巷口最边上的位置。一块灰布铺在地上，上面码着十几双鞋垫，白的、蓝的、花的，尺寸不一。还有几双自己纳的千层底，针脚极密。老头不吆喝。
他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手边放着一个搪瓷缸，缸子里泡的是最便宜的粗茶。有人经过，他不抬头；有人蹲下来看鞋垫，他也不说话。就等着。
那天上午光宗经过，老头还在。中午再经过，他正吃馒头。一个白面馒头，掰成几块，一块块往嘴里送。有一块掉在地上，滚到灰布边上。老头弯腰捡起来，吹了吹，把沾灰的那层皮撕掉，剩下的塞进嘴里，慢慢嚼。
下午，光宗再去看，老头还坐着。摊位上的鞋垫一双也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