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儿？”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
光宗把父亲带到一个卖针织品的档口前。
档口不大，但里面堆满了东西。圆领衫、背心、秋衣、短袖，一包一包码得整整齐齐。货是素色的多，白的、灰的、蓝的，中间夹着几件带条纹的。光宗站在档口前，没进去，只往里面看。许建国问：“进这个？”
光宗说：“进这个。我刚才站在门口看了四十分钟。提白袋子的人最多，白袋子里装的是针织品。现在夏天才来，短袖背心马上是旺季。这货在汉正街能卖这里两倍的价。进这个，一包回去最少赚一包。”
许建国看着女儿。她个子还不到他肩膀，站在这个噪音像打雷一样的市场里，声音不大，但每个字他都听得清楚。
“你就不怕看走眼？”
光宗说：“看人走路，比看货准。”
许建国心里那根弦“嘣”地响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最后把话咽了回去。他想起周师傅说的：“算盘打得好的人，心里都有一把算盘。”光宗心里那本账，已经开始算广州到江城这条路的差价了。
他没有再犹豫。他走到档口前，开始跟老板谈价。老板是个广东人，普通话夹着方言，说得快了就像炒田螺。
许建国听不懂，就用手比划。光宗站在旁边，许建国说价的时候她不动，老板说价的时候她也不动。最后许建国以汉正街一半的价钱拿下了五百件短袖和背心，装了满满三大包。他和光宗一人拖一包，还剩一包，老板答应叫个伙计送到火车站托运。
临走，老板从档口里抓了两瓶水递过来。许建国摆手不要。老板硬塞给光宗，说：“小妹妹好嘢，识睇人。”光宗没听懂。她抱着水，对老板点了一下头。
回到江城是两天后的傍晚。
许建国跟光宗把货弄回汉正街，来不及全摊开，只搬出了两包。夏天刚开始热，短袖一摆出来，路过的女人就停下来摸了。到了第三天，五百件全卖完了。有一半是回头客，带人来的。
入夜，许建国蹲在地上数钱。刘四清在旁边帮他理货，嘴笑得咧到了耳根：“老板，你这趟太狠了。三天，光了。”
许建国没说话。他数完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把钱装进那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已经鼓得合不拢口了。
他抬起头，对光宗说：“这趟赚的，抵得上过去小半年。”
光宗坐在小马扎上，看着父亲数钱。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开口：“爸，你说广州的货为什么比汉正街便宜？因为货多。但汉正街的人看到好东西，等不及。广州的人不急，他们天天有。汉正街的人急，是因为好东西少。越少，越要抢。”
她停了一下，“这跟我摆的袜子一样。挂在前面的，大家都抢。所以我们要进他们缺的货，不要进他们有的货。”
许建国抬起头。钱还在他手里，他忘了数。光宗的话不算长，但他听到一半时心里就动了一下，听到最后一句时，他已经不数钱了。他想起光宗在摊位前站那四十分钟的样子，以为她是在发呆。原来她一直在数。不是数钱，是数人。
“那这次我们进对了。”许建国说。
光宗说：“进对了，下次还要对，所以我得记下来。”
她从兜里摸出半截铅笔，在练习册上写：“广州的货比汉正街便宜。但汉正街的人比广州的顾客着急。他们看到好东西，等不及。”
写完，她合上练习册，放进书包。
许建国在那一刻下了决心。
第二天，他去厂里正式办了停薪留职。厂里管人事的老周劝他：“许师傅，你可惜了，干了这么多年，说停就停？”
许建国说：“不可惜。我找到路了。”
老周摇头：“路这玩意儿，不走到头，谁知道是路还是坑。”
许建国说：“坑我也认。”
那天傍晚，刘四清帮着往摊子上搬最后几包货。他扛着蛇皮袋经过钱跃进的店门口时，脚步顿了一下。钱跃进正在门口挂一块新招牌，红漆还没干，写着“广州直供”四个字。刘四清没说话，把货包往上颠了颠，走了。
回到摊子上，他把货包放下，喘了口气，跟许建国说：“老板，对面换牌子了。写的是‘广州直供’。”
许建国“哦”了一声，没抬头，继续低头点货。
光宗抬头了。她往钱跃进的店看了一眼。玻璃门半掩着，里面灯光雪亮。她看了一会儿，又低下去继续记账。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响，跟远处巷口传来的轮渡汽笛声混在一起。她没有写“广州直供”这四个字。她只在练习册的背面，轻轻画了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