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英不吵了。
这是1990年冬天最让人不习惯的事。麻将桌上她照来，但话少了。以前她坐下去，整张桌子的声音都是她的，现在她只出牌，偶尔说一句“吃”“碰”，干巴巴的，像在念账本。
陈嫂说：“桂英，今天怎么不说话了？”
陈桂英把牌码齐，说：“没得么斯好说的。”说完就看着牌面，眼睛一眨不眨。
但她在别的地方说。
公用厨房里，她一个人择菜，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小，小到只有她自己听见：“钱是他们挣的？还不是花家里的本钱……他爹的摊子，他爹的货，家里的门面……一个丫头片子，算几个账就成精了……”
她一边说，一边把菜叶子一片一片扯下来，扯得碎碎的，像在拆什么解恨。
走廊上也是。她去倒水，端着搪瓷盆慢慢走，嘴皮子动着，不出声。偶尔有几个字从嘴里漏出来，掉在地上，又很快被她自己踩灭了。
楼上的人下来洗拖把，跟她擦肩而过，只听见她在说“……不好说……他们那点钱，来路正不正，鬼晓得……”，那声音像从牙缝里往外挤，冷飕飕的。
没人接她的话。日子久了，大家都习惯了——陈桂英还在这里，但已经不是从前的陈桂英了。从前的那个，你躲不掉。现在的这个，你听不见。
光宗听到了。
她耳朵尖。某天傍晚，她在厨房门口洗碗，陈桂英在里头择菜，背对着她。陈桂英不知道她来了，嘴里还在念叨：“……精得没得边，那个‘发’字牌，不是她说得出来的，肯定有人在背后教。她爹现在神气了，赚了几个钱，走路都带风。我呸。”
光宗没进去。她端着碗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碗里的水顺着她的手腕流下来，滴了一路。那几滴水落在水泥地上，很快被尘土吸干了，只留下几个深色的小圆点。
那天晚上，光宗在练习册最后面写了一行字：
“大伯母不说话了。她以前说话的时候，我知道她想做么斯。现在她不说了，反而要防着点。”
这是她第一次写关于“人”的记录。用的是记账的笔迹，一笔一划，写得比平日更慢。写完之后，她把练习册合上，手指在封面上按了按，像把一枚看不见的钉子按进纸里。
过了些日子，发生了一件小事。
那是腊月里的一个傍晚，天已经黑尽了。光宗去公用厨房提热水。厨房里昏黄的灯只亮着一盏，另外两盏坏了好久，没人换。墙角那排水池滴滴答答地漏水，像有人打着拍子。她走到最里面，看见陈桂英站在煤炉前，背对着门。
炉子上坐着一把烧水壶，铁皮的，黑乎乎的，像在火上坐了很久。水早开了，白气从壶嘴里一股一股往外喷，咕嘟咕嘟地响。
陈桂英站在旁边，没动。她看着那壶开水，像在看一件很远的东西。她的围裙带子在背后打了个松结，围裙下摆有一块被火燎过的痕迹，焦黄焦黄的。她没补。
光宗走过去，把炉子底下的风门拨小了。然后她踮起脚，把水壶从炉子上提下来，放在旁边的石台上。壶底磕在石台上，发出一声钝响。白气渐渐小了，最后只剩壶嘴上方一缕若有若无的热气。
“水开了。”光宗说了一句。
陈桂英转过头。她的眼睛在昏黄的灯下显得很空，像一扇没开灯的窗户。她看看光宗，又看看那壶水，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关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