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以后，汉正街的旺季就来了。
许建国在正规摊位区租下了一个固定摊子。靠里的位置，编号047，不大，四米宽，头顶有铁皮雨棚，下雨不用急着收摊。租金是地摊的三倍多。
签合同前一晚，许建国坐在灯下，让光宗把账又算了一遍。光宗算完，说：“能租。但前两个月是白干。”
许建国问：“为什么？”
光宗说：“租金加进货本钱，头两个月赚的全填进去。第三个月才开始真赚。”
许建国听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把烟按灭：“白干就白干。地摊不是长久的事，这个位置值。”
第二天签合同，他带着光宗去了。市场管理处的办公室在一栋灰扑扑的楼里，墙皮往上翘，头顶的吊扇缺了片叶子。
管事的是一个姓胡的中年人，嘴里叼着烟，把合同往桌上一拍：“租了就不许退啊！生意不好也别来找我。这条街，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
许建国点头。光宗拿起合同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胡管事说：“这丫头还识字呢？”
许建国说：“她比我认得还多。”胡管事看了光宗一眼，没再说话，把烟屁股摁在烟灰缸里。
摊子开起来了。小卖部那边，白天王翠花守着。她一开始不乐意，说“我给你们看店，工钱么样算”。许建国没接话。许保国在旁边说了一句：“自己家的店，算么工钱。”王翠花就不做声了。
从此她每天早饭后端着搪瓷缸过去，把门板卸下来，往柜台后面一坐。有街坊来买东西，她照样爱答不理，但找零从不出错。李秀兰中午回来接班，她才回家做饭。下午许建国或者光宗从汉正街回来，她再回家休息。
有时候光宗放学去小卖部，看见奶奶趴在柜台上，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就着门口的光看一本旧挂历。有人进来喊“买东西”，她头也不抬：“自己拿，钱放铁盒里。”那人就自己拿了，钱也放进去了。
光宗想，奶奶守的店，比爸守的时候还让人不敢赊账。
许建国和光宗主要扑在汉正街的摊子上。两边一起做。小卖部是守，摊子是攻。街坊的钱要赚，市场的钱也要赚。光宗说：“两个口袋装钱，一个走街，一个走货。”
许建国管进货和上货，光宗每个周日下午来坐镇管钱。一个在摊位前吆喝，一个在摊位后数钱。收钱的铁盒子还是那个印着大白兔奶糖的旧铁盒，摆在光宗右手边，盖子开了一道缝，硬币纸币都从缝里进去，想拿出来得先开盖。
光宗很快发现了一个门道。
她不是靠猜的。她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摊着练习册，一边数钱一边看人。第一个周日，她数着：挂在前面的上海货，七个人停下来看，五个人摸了，一个人买了。被挤在边上的中等袜子，三个人停下来看，两个人买了。
第二个周日，数字变了，但比例差不多。第三个周日，她在练习册背面写下一行字：“前面看得多买得少。边上看得少买得多。人不摸贵的，只摸买得起的。”
第四个周日，她对许建国说：“爸，前面挂那个中等的。”
许建国说：“贵的才能挣得多。”
光宗说：“我数了三个星期。七个人看贵的，一个人买。三个人看中等的，两个人买。你说哪个挣得多？”
许建国不说话了。他盯着货架看了一会儿，把一挂上海货取下来，又把中等袜子挂上去，只挂了一半。他说：“先试三天。不行就换回来。”光宗点头。
三天后，中等袜子的销量就追上了贵的。许建国乐坏了，又不好在摊子上太张扬，只嘿嘿笑着，把卖空了的夹子补上货。他去补货的时候，手比平时快，像憋着一股劲儿没处使。
有个同行过来看，是个瘦高个，姓丁，也在这一片卖袜子。他站在摊子前扫了几眼，说：“许师傅，你前面怎么不挂上海货？这几个花式可是新到的，挂出来多敞亮。”
许建国把烟叼在嘴里，半眯着眼：“货好，货好。”
“你这个摆法有点意思啊，”老丁又说，“我看了几天了，你前面那几个款卖得特别快。是不是有什么讲——”
许建国嘴里的烟动了一下。他差点顺着“讲”字往下说。舌头上已经压了一句话——“摆前面的都是中等的”——那“摆”字都到了牙齿尖了，他硬是刹住了，像咽了一口没嚼完的饭。喉咙滚了一下。
“有么讲究，货好就卖得快。货好，货好。”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还稳。
老丁没再问，站了一会儿走了。
许建国回头看了光宗一眼。光宗正低头数钱，没抬头。许建国咧了一下嘴，什么也没说，转身继续理货。他把最前面那个夹子上的袜子拿下来，重新夹正，又把下面的货往旁边拨了拨，让那个位置空出来半寸——刚好够一个人的手伸过去。
光宗坐在柜台后面，数着钱，忽然想笑。她没笑出来。她只是觉得，父亲空出那半寸的动作，像一个从来没学会写字的人，第一次握笔，小心得生怕把本子戳破。
傍晚收摊的时候，许建国蹲在地上数钱，光宗在旁边拿小本记。风把零钞吹得乱飞，许建国用膝盖压住，一张张捋平。他数完一遍，光宗又数了一遍。两遍数字对上了，钱才进铁盒。
回家的路上，许建国蹬着三轮车，光宗坐在车斗里，背靠着货箱。天还没黑透，汉正街的灯已经亮了。路边的摊位陆续收摊，卷帘门一扇一扇往下拉，铁皮磕在地上，响声连成一片。
“光宗。”许建国蹬着车，忽然喊了一声。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