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穆萨。”
没人站。穆萨在努瓦迪布,在船上。
“东京,世田谷,田村。”
西村在旁边,小声翻给田村听。
田村站起来,冲着台前头,冲着那张藤椅,弯下腰,鞠了一个躬,鞠了很久,才直起来。
林雁把黑皮本子合上。
她讲:“今年,闽海,二十一万三千个人。”
“名字,我记不全。”
“没念到的,都站起来。”
大棚里,一万二千个人,站起来了。
外头晒场上,站着的,本来就站着。
路边上,有人把孩子,举到了肩膀上。
下午,山坡上,老周的坟前。
去年摆满的东西,一年,风吹雨打,剩下几样。
吴阿福那双解放鞋,还在。
陈阿水那枚五毛的硬币,还在,长了绿锈。
今年,坟前头,又摆上了几样。
王秀芹放了一把平度的大花生。
阿凤放了一个镊子,是挑刺间用了六年的,尖都磨圆了。
田村跟着西村,走到坟前,不晓得该放啥。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册子上撕下来的一页,是鹿儿岛十二号棚那一页,折好,压在一块石头底下。
帕斯特没带东西。
他蹲下来,从坟边上,抓了一把土,攥在手里,看了一会儿,又撒回去。
他讲,他家在奇洛埃岛种了几十年土豆,他爸讲,土,要一年一年歇。
林雁站在最后头,把那本黑皮本子,翻开,在最后一页,添了一行。
「二〇〇二年,正月初八,坟前头,又摆上了。」
那天夜里,村部,二楼。
孟会计坐在角落里那张椅子上,腿上摊着本子。
屋里,挤满了人。
伊万诺夫,埃里克,帕斯特,崔永植,石原,西村,刀鱼,阿桂,郑水生,锤子叔。
林雁坐在桌子边上,翻开她的本子。
第五本,去年那五件,五个勾,都打上了。
她翻过一页,写上:二〇〇二年。
陈屿讲:“今年,五件。”
“头一件,欧洲的门,一月三十号,关了。”
“中国出去的虾,鱼,进不了欧洲。”
“闽海的虾,从泰国那九家公司走。”
“维戈那六十四条船,挂的是西班牙的旗,打上来的鱼,在船上冻好,直接进维戈,不算中国的。”
“这一件,马天明在办,年后,我去布鲁塞尔。”
林雁记下来。
“第二件,日本,今年,要查中国来的鳗鱼里头的药。”
“查出来,中国的烤鳗,一批一批,退回来。”
“日本的报纸一登,主妇,一两年,不买中国的鳗鱼。”
石原坐在旁边,点了一下头。
他讲:“这一件,去年十一月,我讲给大洋商事的大林了。”
“大林现在,一塘一塘,抽水化验。”
郑水生问:“那闽海的鳗鱼呢?”
陈屿讲:“八七年起,闽海的塘,一粒药不许下。”
“鹿儿岛四十一个棚,门口四十一块木牌,也没有一行写着下药。”
“退回来的,不是闽海的。”
“第三件,挪威。”
埃里克坐直了。
陈屿讲:“今年起,挪威人,要一窝蜂,去养鳕鱼。”
“三文鱼养得太多,价钱掉了,他们想,鳕鱼也能养。”
“银行抢着借钱给他们。”
“闽海,一个网箱,都不跟。”
埃里克讲:“陈,希特拉岛上,已经有两家,去年秋天,开始放鳕鱼苗了。”
陈屿讲:“七年以后,挪威养鳕鱼的公司,一家一家,都要垮。”
“鳕鱼长得慢,吃得多,还爱咬网,跑出去。”
“野生的鳕鱼一多,价钱一掉,养的,就全亏。”
埃里克拿出一个小本子,把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了。
“第四件,北海集团。”
“今年四月,布鲁塞尔,海产展,北海要让欧洲的超市,不跟闽海签。”
伊万诺夫在旁边,讲:“九六年,他们把闽海,挤到厕所边上。”
陈屿讲:“今年,他们要把闽海,挤出去。”
“挤不出去。”
“第五件,南边。”
“纳米比亚往南,是南非。”
“南非开普敦外头的海里,无须鳕,比纳米比亚还多。”
“今年,巴勃罗,从纳米比亚,往南走。”
林雁把五件,记完了。
她数了一遍,五行。
帕斯特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句中国话听不懂,伊万诺夫一路给他翻。
翻完了,帕斯特问伊万诺夫:“他去年讲的,都成了?”
伊万诺夫讲:“去年讲的,五件,都成了。”
“前年讲的,也都成了。”
“我认识他十七年,他讲的,没有不成的。”
帕斯特坐在凳子上,想了一会儿,讲:“我从前,是不信的。”
“现在,我一个网箱,放三万条。”
散会了。
人一个一个下楼。
孟会计坐在那张椅子上,没动。
他腿上的本子,今年,他自己也记了一页。
头一行,写的是:「二〇〇二年,正月初八,一百二十一亿四千万。」
第二行,写的是:「林雁念了六个人的名字,一万二千个人站起来。」
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红笔,在第一行后头,打了一个勾。
又在第二行后头,打了一个勾。
打完,他把本子合上,站起来。
椅子嘎吱,响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