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一月三十一号,腊月十九。
下午四点,盐屿,村部,二楼。
传真机响了。
是维戈,马天明发来的。
纸出来,一行一行,是马天明的字,写得很急。
「陈总:欧盟委员会一月三十号定了。中国出去的动物源食品,暂停进口。肉,虾,鱼,蜂蜜,饲料,全在里头。」
「原因:欧洲几个国家,在中国来的虾里头,查出了氯霉素。」
「只有一样不禁:在海上打的,在船上冻好,包好,直接开到欧洲港口卸的鱼。虾,不算。」
「贝克尔上午打电话来,问德国那三千吨三文鱼块,还算不算数。」
孟会计站在传真机边上,一张一张撕下来,递给陈屿。
林雁也在,拿过一张,看完,脸白了。
她讲:“三沙往鹿特丹的四十个柜子,上个礼拜才走。”
孟会计翻本子,讲:“四十个柜子,狭鳕片,鳕鱼块,八百吨,二月底到鹿特丹。”
“埃里克那条船,三千吨冻三文鱼,一月八号从挪威开出来的,现在,大概在印度洋,二月十几号,到青岛。”
“青岛切完,是要去德国的。”
“三沙挑刺间,一年九万吨,两万二千吨,是卖欧洲的。”
屋里,没人讲话。
陈屿把那几张传真,并排,放在桌上。
他讲:“孟会计,打电话,叫刀鱼,叫阿桂,叫崔永植,今天夜里,都等电话。”
“再给马天明回电话,叫他明天,飞布鲁塞尔。”
夜里八点,电话一个一个打过来。
先是三沙,刀鱼。
刀鱼的声音,是哑的。
“屿仔,挑刺间的人,下午就晓得了,电视里播了。”
“后港的阿凤,跑来问我,年前,要不要裁人。”
“一个问,十个问,一百个问。”
“我讲不出来。”
陈屿讲:“刁叔,你明天早上,在挑刺间,讲三句话。”
“头一句,三沙,一个人都不裁。”
“第二句,年底的红包,照发,一个月。”
“第三句,卖欧洲的两万二千吨,年后,改卖美国,卖日本。”
刀鱼讲:“美国,日本,要得了这么多?”
陈屿讲:“海湾船长,一年两万五千吨,头一年,青岛切不完。”
“闽海的牌子,一月十五号,东和两千三百家,全铺了,大和屋一千一百家,二月铺。”
“日本那边,缺的是鱼。”
刀鱼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讲:“那我明天讲。”
接着,是青岛,崔永植。
崔永植先讲了几句韩国话,想起来陈屿听不懂,改成中国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陈会长,三千吨,三文鱼,德国,不要了?”
陈屿讲:“德国要。”
“不从青岛走。”
崔永植讲:“那青岛,一千零一十个女工?”
陈屿讲:“青岛切狭鳕,切给美国。”
“海湾船长那两万五千吨,一吨都不少。”
最后,是马天明,维戈。
维戈是下午一点。
马天明讲:“陈总,西班牙这边,冻鱼公司都疯了。”
“维戈港里,从中国来的冻虾,冻鱿鱼圈,冻鱼片,堆在冷库里,一箱都不许动。”
“加的斯戈麦斯讲,他那边,也一样。”
“中国大陆出来的货,全堵死了。”
陈屿讲:“天明,我讲几句,你记下来。”
马天明讲:“记。”
陈屿讲:“头一句,这道门,关得久。”
“两年半。”
“二〇〇四年夏天,才开。”
“第二句,泰国,不会禁。”
“欧洲人会查泰国的虾,查得很严,可是门,不关。”
“第三句,美国,日本,不跟。”
“美国会查,日本会查,门,都不关。”
马天明在电话那头,停了半天。
他讲:“陈总,布鲁塞尔的人都讲,三个月,中国人把氯霉素查干净了,就开。”
陈屿讲:“两年半。”
“闽海往欧洲的活,从今天起,不等布鲁塞尔开门。”
“往泰国走。”
“龙仔厝,陈炳坤那个罐头厂边上,有空厂房。”
“北榄,素叻他尼,冻虾厂,有现成的挑刺间,是做虾的。”
“曼谷港,两座冷库,是闽海的。”
“埃里克那条船,现在在印度洋,叫它不去青岛了,掉头,去曼谷。”
马天明讲:“三千吨三文鱼,泰国人会切吗?”
陈屿讲:“泰国人剥虾,剥了三十年,手快。”
“不会挑刺,教。”
“叫阿桂,叫小满,年后,去泰国。”
马天明讲:“三沙那四十个柜子呢?”
陈屿讲:“四十个柜子,照开,开到鹿特丹。”
“布鲁塞尔定的是一月三十号,门关之前走的货,到港,一箱一箱查。”
“查氯霉素。”
“闽海的狭鳕是远东的船打的,鳕鱼是远东的,一滴药都没沾过。”
“叫扬,叫彼得,二月底,在鹿特丹,等着。”
马天明讲:“陈总,要是查出来一箱呢?”
陈屿讲:“查不出来。”
那天夜里,十一点。
陈屿从村部出来,下楼。
村部门口,孟会计还站着,抽烟。
孟会计不怎么抽烟,一年,抽不了几根。
他讲:“陈总,两万二千吨,一吨,按八千块人民币算,一年,一亿七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