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回来打鱼的,回来打。”
“愿意去远洋的,去。”
陈屿说:“闽海,不拦。”
梁木生蹲在那儿,半天没讲话。
他扭头,看着港里自己那条船,看着船头那块写着休渔的白铁皮。
他讲:“梁海。”
码头边上,一个三十岁的汉子,本来蹲在最边上,没过来,听见他爸喊,站起来,走过来。
梁木生讲:“你去福建。”
梁海愣住了。
“爸,那船……”
梁木生讲:“船,我看着。”
梁木生讲:“我打了四十八年鱼,没见过大船。”
“你去看看,大船,是咋打鱼的。”
六月初六,湛江,霞山港。
港边上,一座冷冻厂,是湛江一家国营水产公司的,九六年停的,停了三年,闽海租下来,租五年。
厂门口,排着队。
女人。
硇洲岛的,东海岛的,南三岛的,雷州半岛乡下的。
戴着草帽,穿着花衬衫,有的背着孩子,有的领着孩子,从早上六点,排到中午。
冼老板站在厂门口,拿着一个大喇叭,嗓子喊哑了。
厂门里头,站着一个人,福建来的,三沙加工园的,叫小满。
小满是五月底从美国格洛斯特回来的,回来了没几天,陈屿讲,湛江要开一个厂,挑刺切圈剥虾,你去教。
她今年二十岁。
厂里头,两百个湛江女人,站在一排一排不锈钢的长桌子跟前,看着这个圆脸的福建小姑娘,站在头一张桌子跟前,拿起一只化了一半的鱿鱼,给她们看。
鱿鱼很大,有一条胳膊那么长,身子是紫红色的,一片一片斑点。
小满讲普通话,讲得很慢。
“这个鱿鱼,是阿根廷的。”
“阿根廷,在地球那一头。”
两百个湛江女人,一片嗡嗡声。
一个背着孩子的年轻媳妇,二十几岁,讲了一句雷州话,周围的人全笑了。
小满听不懂,扭头找冼老板。
冼老板拿着喇叭,笑得弯了腰,讲:“她讲,地球那一头的鱿鱼,是不是倒着游的。”
小满愣了一下,也笑了。
她讲:“不是倒着游的。”
“是比咱们这边的,肉厚。”
她把那只鱿鱼,放在案板上,拿一把刀,一刀剁掉头,一只手捏着鱿鱼身子,一只手一扯,把皮扯下来,一整张,紫红色的,扔在旁边的盆里。
白白的鱿鱼身子,放平了,刀起刀落,一刀一个圈,一刀一个圈,宽窄一模一样,一个一个,滚到案板边上。
从拿起来,到切完,数不到二十下。
两百个湛江女人,不笑了。
六月初十,福建,霞浦,盐屿。
船员学校门口,停着五辆大客车,车牌子是广东的。
车门开了,一个一个,下来人。
光着脚的,穿拖鞋的,穿解放鞋的,背着编织袋,拎着网兜,网兜里是脸盆,是凉席。
二百零八个。
硇洲岛的,东海岛的,南三岛的,雷州乡下的。
梁海走在最前头,背着一个很大的编织袋,编织袋里,是他爸让他带着的一张渔网,旧的,补过好几回。
梁木生讲,大船的网,他没见过,这张网,让大船上的人看看,北部湾的人,是咋织网的。
学校门口,站着老汤。
老汤五十九了,头发全白了,腰板还是直的,穿着一件蓝色的船员学校的制服,胸口别着一块牌子:校长。
老汤看着这二百零八个黑瘦黑瘦、光着脚、背着编织袋的广东渔民,看了一阵。
他讲:“欢迎。”
讲的是普通话,上海口音。
二百零八个人,站在那儿,没反应。
老汤又讲了一遍。
还是没反应。
梁海站在最前头,扭头问后头的人,讲了一句雷州话。
后头的人,摇头。
老汤站在学校门口,脸红了。
旁边,洪阿根走过来了。
洪阿根六十一了,是舟山人,讲舟山话,普通话比老汤还难懂。
他看着老汤脸红,笑了,走到梁海跟前,拍了拍他背上那个编织袋,讲了一句舟山话。
梁海还是听不懂。
洪阿根也不讲了。
他把梁海背上的编织袋,拿下来,打开,把里头那张旧渔网,扯出来,抖开,铺在学校门口的水泥地上。
他蹲下去,拿手,捏着那张网上的一个结,翻过来,看,又翻过去,看。
看完了,他抬起头,冲着梁海,竖了一个大拇指。
然后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截尼龙绳,蹲在地上,打了一个结,打的是舟山的结,递给梁海看。
梁海接过去,看了看,蹲下来,也从那张旧网上,扯下来一截线,打了一个结,打的是硇洲岛的结,递给洪阿根。
两个人,一个舟山老头,一个湛江后生,蹲在船员学校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句话不讲,你打一个结,我打一个结。
身后二百零七个广东渔民,一个一个,围过来,蹲下来看。
老汤站在旁边,看着,看着,也蹲下来了。
那天夜里,老汤给陈屿打电话。
老汤讲:“阿屿,二百零八个,一个都听不懂我讲话。”
陈屿讲:“嗯。”
老汤讲:“洪阿根,没讲一句话,教了一下午绳结。”
“这帮广东人,”老汤讲,“打的结,比我们舟山上海的,还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