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六月初二,广东,湛江,硇洲岛。
硇洲岛在湛江东边,隔着一道海,坐渡船,一个钟头。
岛不大,全是黑色的火山石,石头缝里长着仙人掌,长着木麻黄,房子是拿火山石垒的,一栋挨一栋,墙是黑的。
岛南边,一个渔港。
港里,靠满了船。
木头的,铁壳的,一条挨一条,挤得码头边上一点缝都没有。
船头插着红旗,红旗底下,拿铁丝拴着一块白铁皮,白铁皮上刷着红字:休渔。
冼老板领着陈屿,从渡船上下来,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一港的船。
冼老板讲:“陈生,昨天起,南海,北纬十二度往北,六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两个月,拖网船,围网船,一条不许出。”
“头一年。”
“湛江,茂名,阳江,北海,海南,几万条船,全趴着。”
陈屿讲:“嗯。”
码头边上,一排蹲着的人。
男人,光着膀子,脸晒得跟火山石一样黑,蹲在码头边上,抽烟,一句话不讲,看着港里的船。
冼老板领着陈屿,走到一个老头跟前。
老头六十来岁,瘦,黑,光着脚,脚板上的茧子,比鞋底还厚,蹲在一块火山石上,抽着一根竹子烟筒,烟筒咕噜咕噜响。
冼老板讲:“梁伯,这是福建闽海的陈生。”
老头抬起眼睛,看了陈屿一眼,没站起来。
他讲雷州话,冼老板讲广东话,陈屿讲福建话,三个人,讲了半天,讲通了一半。
老头叫梁木生,六十二岁,在硇洲岛打鱼,打了四十八年。
他儿子梁海,三十岁,是他那条船的船老大。
梁木生讲:“两个月,不出海。”
“政府讲,给鱼留条活路。”
梁木生讲:“鱼有活路了,人呢?”
他拿烟筒,指着港里自己那条船。
铁壳的,二十几米,船头的漆掉了一半,船尾堆着网。
“那条船,前年,跟信用社借了十一万,换的铁壳。”
“一个月,要还四千。”
“两个月不出海,八千块。”
“政府讲,没有补贴。”
梁木生讲完,低下头,接着抽烟筒,咕噜咕噜。
陈屿蹲下来,蹲在他旁边。
他讲:“梁伯,一九九五年,东海,头一年休渔。”
“我们福建霞浦,也是这样,船全趴着,一条不许出。”
梁木生扭头看他。
陈屿讲:“那一年,霞浦的船老大,也骂。”
“骂了两个月。”
“九月一号开海,头一天,打上来的带鱼,比往年,多一倍。”
冼老板翻过去。
梁木生拿着烟筒,没抽。
他讲:“东海是东海,南海是南海。”
“我在北部湾打了四十八年,北部湾的鱼,一年比一年少。”
梁木生讲:“两个月不打,就多了?”
陈屿讲:“今年,多一点。”
“三年以后,多三成。”
梁木生看着他,没讲话。
旁边蹲着的几个渔民,听见了,扭过头来看。
一个年轻的,二十几岁,叫阿强,站起来了,冲着陈屿,讲了一句雷州话,讲得很冲。
冼老板没翻。
陈屿问:“他讲啥?”
冼老板犹豫了一下,讲:“他讲,三年以后,他家的船,早被信用社收走了。”
码头上,一下子静了。
陈屿站起来,看着阿强。
阿强站在那儿,光着膀子,胸口起伏着。
陈屿讲:“冼老板,你问他,他家的船,一个月,还信用社多少?”
冼老板问了。
阿强讲:“三千二。”
陈屿讲:“他会干啥?”
阿强愣了一下,讲:“打鱼。拉网。修机器,会一点。”
陈屿讲:“冼老板,你跟他讲。”
“闽海,在湛江,霞山港边上,租了一座冷冻厂。”
“闽海在阿根廷打的鱿鱼,在西非打的章鱼,拉到湛江,化冻,剥皮,切圈,冻好,卖到广东,卖到香港。”
“厂里,要一千个人。”
“两个月,休渔,女人,进厂,剥虾,切鱿鱼。”
陈屿说:“男人,去福建,霞浦,闽海的船员学校,学两个月。”
“学开大船,学远洋。”
“两个月,工钱,照厂里的工钱发,一个月八百。”
冼老板一句一句翻过去。
码头上,蹲着的人,一个一个,站起来了。
梁木生没站。
他蹲在那块火山石上,拿着烟筒,看着陈屿。
他讲:“学远洋,学完了,干啥?”
陈屿讲:“去西非。去阿根廷。去南太平洋。”
“一年,回来一趟。”
“一个月,一千五往上。”
梁木生讲:“那硇洲岛的船呢?”
陈屿讲:“八月一号,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