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三,海参崴,机场。
一架图-154,漆掉了一块一块,机翼底下挂着冰霜化成的水珠,停在跑道边上。
陈屿站在舷梯底下,抬头看了一眼。
伊万诺夫在他身后讲:“陈总,别看了,看了就不敢上了。”
金老师翻完,自己先笑了。
飞机从海参崴往东北飞,飞了四个钟头。
陈屿坐在窗户边上。
窗户外头,先是海,灰蓝色的,一片一片的云。
后来,云底下,出来了陆地。
陆地是黑绿的,全是山,山跟山之间,是一条一条的河,河是银白色的,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
再往后,山顶上,出来了白的。
雪。
九月初,山顶上已经是雪了。
伊万诺夫从后排探过身来,拿手指着窗户外头:“陈总,看。”
两座山。
一座尖尖的,像一个倒扣的漏斗,山顶上冒着一缕白烟。
一座圆一点,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
伊万诺夫讲:“科里亚克,阿瓦恰。火山。”
“底下那个海湾,叫阿瓦查湾。”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就在海湾边上。”
飞机落地。
机场很小,一栋灰色的楼,楼顶上一块牌子,俄文。
出了机场,风是冷的,冷得跟霞浦的腊月一样,陈屿把毛线帽子戴上了。
来接的,是安德烈。
安德烈是头天从莫斯科飞过来的,飞了九个钟头,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站在一辆旧伏尔加旁边,一见陈屿,张开两只胳膊,抱了一下。
他讲英语,讲得很快:“陈先生,瑞士人明天到。”
“今天,我先带你们,去看那三家。”
头一家,在阿瓦查湾北边,一个小港。
港边上,一排灰色的砖房,是加工厂,屋顶上的铁皮锈了,被风吹得哐哐响。
厂门口,一块铁牌子,俄文。
安德烈翻:“堪察加鲑鱼渔业公司。一九五六年。”
厂门开着。
里头没开机器。
一排一排不锈钢的长桌子,桌子上是空的。
冷库的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
六十来岁,胖,头上包着一块花头巾,穿着一件旧棉袄,棉袄外头系着一条白围裙,围裙上有洗不掉的红印子。
她手里拿着一串钥匙,站在冷库门口,看着进来的这一群人。
安德烈跟她讲了几句俄国话。
老太太把钥匙攥紧了,没动。
伊万诺夫走过去,讲了一句。
老太太看了看伊万诺夫,看了看他那件旧皮夹克,又看了看跟在后头的陈屿。
她讲了一大段。
金老师翻:“她叫奥莉加,在这个厂干了四十一年,是做红鱼子的。”
“她讲,七月底,鲑鱼汛来了,船打回来的鱼,剖出来的鱼子,做成红鱼子,一桶一桶,冻在冷库里。”
“八月,银行关了,厂里的钱取不出来。”
“两个月,没工钱。”
“厂长讲,工人回家等。”
“她不回家。”
金老师翻到这里,停了一下。
“她讲,冷库里,是四百二十吨红鱼子。”
“电力公司讲,这个月底,不交电费,断电。”
“断了电,红鱼子化了,就是四百二十吨烂鱼子。”
“她讲,她不回家,”金老师翻,“她每天来,守着冷库,看温度。”
陈屿站在冷库门口,看着奥莉加。
他问:“冷库里,能看看吗?”
金老师翻过去。
奥莉加看着他,看了一阵,把钥匙插进锁里,打开了冷库的门。
一股冷气扑出来。
冷库里,一排一排铁架子,架子上码着塑料桶,一个桶有脸盆那么大,桶上贴着标签,手写的,日期,重量。
奥莉加走到一排架子跟前,打开一个桶的盖子。
桶里,是红鱼子。
一粒一粒,豌豆那么大,橙红色的,亮晶晶的,一粒挨一粒,冻在一块,像一桶红宝石。
奥莉加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勺子,在桶边上,刮下来一小勺,递给陈屿。
陈屿接过来,放进嘴里。
冻的,凉的,一粒一粒在牙齿底下破开,一股咸,一股鲜,一股海的味道。
他在盐屿,吃了一辈子鱼。
没吃过这个。
前世,他在县城水产市场后巷蹲了三十年,听过日本料理店的伙计讲,日本人吃一种红色的鱼子,放在米饭上,叫イクラ,一小盒,比一斤黄瓜鱼还贵。
就是这个。
奥莉加站在旁边,看着他吃。
陈屿讲:“好。”
奥莉加听不懂中文,看他的脸,看懂了。
她脸上的褶子,动了一下。
陈屿扭头,问谢尔盖:“这四百二十吨,电费,欠多少?”
谢尔盖问了奥莉加,奥莉加讲了一个数。
谢尔盖讲:“三万一千卢布。”
照今天的价,不到两千美元。
陈屿讲:“今天交。”
安德烈在旁边,愣了一下,讲:“陈先生,这家公司,还不是闽海的。”
陈屿讲:“去年在釜山,也不是。”
从鲑鱼公司出来,安德烈开着那辆旧伏尔加,又带着去看了另外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