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七号,礼拜一,海参崴。
早上九点,远东渔业联合公司,四楼。
谢尔盖坐在总经理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台小电视,电视里是莫斯科的新闻。
他今年四十四,头发比三年前少了一半,胡子刮得很干净,穿一件灰色的毛衣。
伊万诺夫推门进来,没敲门。
伊万诺夫五十七了,还是那个大嗓门,还是那件旧皮夹克,一进门就讲:“谢尔盖,港口边上换钱的铺子,今天早上,不换了。”
“一个美元,换多少卢布,铺子里的人讲,不知道,等莫斯科讲。”
谢尔盖没回头,拿手指着电视。
电视里,一个穿西装的人,站在台子上,念一张纸。
伊万诺夫站在电视跟前,听。
听了一阵,他那张大红脸,一点一点白了。
谢尔盖讲:“政府讲,卢布,不再保了。”
“国家欠的钱,到期的,先不还。”
“欠外国人的钱,九十天,不还。”
伊万诺夫站在那儿,嘴张着,半天,讲:“那银行呢?”
谢尔盖没回答。
盐屿,下午两点。
金老师从海参崴打电话过来,陈屿在村部二楼接的。
金老师翻得很急,谢尔盖一句,他一句,有几句,翻着翻着自己停住了。
“陈总,莫斯科今天早上,讲卢布不保了。”
“海参崴的银行,全关着门,门口排着人。”
“谢尔盖讲,远东的钱,一大半在香港,是美元,在海参崴银行里的,是卢布,发工钱用的,四千二百万卢布。”
“他讲,那四千二百万,今天取不出来。”
陈屿讲:“谢尔盖在吗?”
电话那头换了谢尔盖,金老师在旁边翻。
陈屿讲:“谢尔盖,远东四千个人,这个月的工钱,照上个月的美元算。”
谢尔盖愣了一下。
“上个月,一美元,六块三卢布。”
陈屿说:“这个月底,一美元,十几块。下个月,二十往上。”
“工钱,照美元发,从香港汇美元过去。”
“美元换成卢布,照发工钱那天的价,换。”
电话那头,谢尔盖半天没讲话。
金老师在旁边讲:“陈总,谢尔盖讲,这样发,远东这个月的工钱,照卢布算,多出来一倍多。”
“嗯。”
“他讲,海参崴,没有一家公司,这样发。”
陈屿讲:“谢尔盖,远东的狭鳕,卖给日本,卖给韩国,卖给欧洲,卖的是美元。”
“卢布掉了,远东卖出去的鱼,一吨都没少挣。”
“工人手里拿的是卢布。”
“卢布掉三成,工人的工钱,就少三成。”
陈屿说:“远东不能,拿工人的工钱,去挣卢布掉的这一块。”
电话那头,谢尔盖没讲话。
过了一会儿,是伊万诺夫的大嗓门,抢过了话筒,讲了一大串俄国话。
金老师翻:“他讲,九一年冬天,海参崴四千个打鱼的人,八个月没工钱,莫斯科的人不管。”
“他讲,今天,一个中国人,在一万里外头,管。”
八月十九号,礼拜三,海参崴。
伊万诺夫的老婆,叫娜塔莎,五十五岁,在港口医院当护士,干了三十年。
她在海参崴一家银行里,存着一笔钱。
钱是她跟伊万诺夫攒了二十年攒下来的,九一年冬天那一回,卢布掉了,掉了一大半,剩下的,九二年起,又一点一点攒。
攒到今年,是三万一千卢布。
上个月,是五千美元。
娜塔莎早上六点,去银行门口排队。
银行门口,已经排了两百多人。
排到中午,银行的门没开。
门上贴了一张纸:本行暂停营业,另行通知。
排队的人,没走。
有一个老头,拿拐棍敲玻璃门,敲了半天,被保安推开了。
娜塔莎站在队伍里,从早上站到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伊万诺夫来了。
他穿着那件旧皮夹克,从港口一路走过来,满头大汗,挤进队伍,一把拽住他老婆的胳膊。
“娜塔莎,回家。”
娜塔莎不走,讲:“三万一千卢布。”
伊万诺夫讲:“回家。”
娜塔莎哭了。
她站在银行门口,二十年,攒的钱,取不出来,哭得弯下腰去。
伊万诺夫站在她旁边,没讲话。
他从皮夹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他老婆手里。
信封是远东渔业的信封。
娜塔莎打开,里头是卢布,一沓一沓,新的。
伊万诺夫讲:“这个月的工钱。”
娜塔莎拿着那沓卢布,数了一遍,愣住了。
“这是两个多月的。”
“一个月的。”伊万诺夫讲。“照美元发的。”
娜塔莎站在银行门口,拿着信封,看着她丈夫。
伊万诺夫讲:“远东的船员,港口的,加工厂的,四千个人,今天,全拿到了。”
“中国人讲的。”
娜塔莎把信封揣进怀里,揣得紧紧的。
她扭头,看着银行门口那两百多个人。
她讲:“他们呢?”
伊万诺夫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