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四号,礼拜一,莫斯科打来电话。
是安德烈。
九五年冬天,瓦西里耶夫银行门口排队、老太太敲玻璃门那一回,就是安德烈开着他那辆旧拉达,带陈屿林雁去看的。
安德烈在电话里讲英语,林雁接的。
“林太太,瓦西里耶夫银行,上个礼拜五,关了。”
“瓦西里耶夫本人,礼拜四夜里,坐飞机走了,去塞浦路斯。”
“银行欠瑞士人、塞浦路斯人的美元,九十天不还。九十天以后,也还不上。”
“瑞士人,塞浦路斯人,要把银行手上值钱的东西,拿去卖。”
林雁问:“值钱的东西,是啥?”
安德烈讲:“银行这几年,借出去很多钱,给堪察加的几家打鱼的公司。”
“借钱的时候,押的是公司的股份。”
“三家。”
“三家公司,手上的配额,狭鳕,鲑鱼,螃蟹,加起来,一年十一万吨。”
安德烈讲:“瑞士人讲,要快卖,谁出美元,卖给谁。”
林雁拿着话筒,扭头看陈屿。
陈屿讲:“问他,那三家公司的工人,工钱,发了没有?”
林雁问了。
安德烈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安德烈讲:“林太太,三家公司的钱,存在瓦西里耶夫银行里。”
“银行关了。”
“堪察加的工人,这个月,没有工钱。”
八月二十六号,海参崴。
谢尔盖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那边讲了一句,他愣住了。
是波波夫。
九五年十一月,两辆黑轿车开到远东渔业门口,下来一个三十几岁、戴金丝眼镜、穿长呢大衣的人,带着三个平头皮夹克,坐在这间办公室里,讲瓦西里耶夫银行要闽海卖出五成一。
走的时候,他在门口讲,您是俄国人。
就是他。
波波夫在电话里,嗓子是哑的,讲话很快,一句接一句。
“谢尔盖,你好,我是波波夫,瓦西里耶夫银行的。”
“银行关了,你知道了吧。”
“瓦西里耶夫走了,扔下我们。”
“银行手上,押着堪察加三家打鱼公司的股份,瑞士人要卖,委托我们几个老人,帮着找买家。”
“卖出去,我们拿一点佣金。”
“谢尔盖,你跟闽海熟,你帮我问问,闽海要不要?”
“价钱,好商量。”
谢尔盖拿着话筒,没讲话。
窗户外头,是海参崴港,港里靠着远东的船,船身上刷着远东渔业的字,底下一行小字:闽海集团全资子公司。
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号,这块铜牌挂上去那天,伊万诺夫站在门口讲,远东的船,是打鱼的船,不是莫斯科拿来讲价钱的船。
谢尔盖讲:“波波夫,九五年,你站在这个门口,跟我讲,我是俄国人,站在中国人那边。”
电话那头,一下子没声音了。
谢尔盖讲:“今天,你打电话,让我去帮你,找中国人。”
“波波夫,你是俄国人,”谢尔盖讲,“你站在哪边?”
电话那头,好半天,讲了一句:“谢尔盖,我三个月没领工资了。”
“我老婆,也在银行门口排队。”
谢尔盖握着话筒,没挂。
他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讲:“堪察加那三家公司,工人,几个月没工钱?”
波波夫讲:“两个月。”
“你去跟瑞士人讲,闽海来谈,头一件事,是先发工人的工钱。”
“佣金,”谢尔盖讲,“你照拿。”
他把电话挂了。
伊万诺夫站在门口,听完了全程,讲:“你还让他拿佣金?”
谢尔盖讲:“他老婆,也在银行门口排队。”
八月二十八号,夜里,盐屿。
陈屿在家里收拾东西,一件厚毛衣,一件棉袄,一顶毛线帽子。
林雁在旁边,一件一件帮他叠。
陈海七岁,趴在床边上,看着那顶毛线帽子,问:“爸爸,八月,要戴毛线帽子?”
“堪察加,八月,也冷。”
“堪察加在哪?”
陈屿拿过陈海书包里的地图册,翻到俄国那一页,指着东边,一个往下伸出去的长条。
“这里。”
陈海趴过去看,看了一会儿,讲:“像一条鱼。”
“嗯,像。”
“那里有啥?”
“火山。”陈屿说。“还有熊。熊站在河里,抓鲑鱼吃。”
陈海一下子坐起来了:“我要去!”
林雁讲:“你开学。”
陈海嘴一撇,要哭。
陈安一岁三个月,坐在床另一头,看见哥哥要哭,自己先哭了。
林雁抱起陈安,拍着,一边拍一边问陈屿:“卢布,还要掉多少?”
陈屿讲:“下个月,二十往上。年底,回到十六七。”
“明年,二十几。”
林雁讲:“那三家公司,照美元卖,是多少?”
“去年,照美元算,三家,值两亿。”
“今年,”陈屿说,“瑞士人要的,是快。”
林雁想了想,讲:“你去堪察加,先干啥?”
陈屿把那顶毛线帽子,塞进箱子里。
“先去看,”陈屿说,“工人家里,还有没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