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了,船身上的漆,被太阳晒得发黄,锈从锚链孔底下往下淌。
韩一九月起就没给苏瓦港交过码头费,港务局把二十条船扣了,扣了三个月。
港务局的办公楼,在码头边上,两层,木头的。
蔡渔捞长走进去。
二楼一间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斐济官员,胖,黑,穿着一件花衬衫,在吹电扇。
蔡渔捞长认得他。
九五年十二月,斐济渔业部的两个官员,跟着朴永哲在码头上转,一个看见蔡渔捞长,挪开了眼睛。
就是他。
他现在调到港务局了。
他看见蔡渔捞长进来,一下子站起来了,电扇也忘了关,吹得桌上的纸满屋子飞。
蔡渔捞长把一张支票,放在他桌上。
是闽海的支票,美元,二十条船欠苏瓦港三个月的码头费,一分不少。
官员拿着那张支票,看了半天,抬头,讲英语:“蔡船长,这二十条船……”
“闽海买了。”蔡渔捞长讲。“上个礼拜,在釜山。”
官员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一阵一阵地变。
蔡渔捞长讲:“九五年,你们渔业部讲,闽海的船是旧的,许可给韩一。”
“闽海没吵,七条船去了基里巴斯。”
“今天,”蔡渔捞长讲,“二十条新的,也是闽海的了。”
他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那台电扇,”蔡渔捞长讲,“关上吧,纸都飞了。”
同一天,阿根廷,马德林港。
韩一被扣在阿根廷港口的十一条船,有六条在这里。
陆小川是二十四号到的。
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坐了二十个钟头的长途汽车,下车的时候,腿是肿的。
他拿着闽海的汇票,去港务局,交了欠款。
交完了,他走到码头上,爬上一条韩一的船。
船上还有人。
四个韩国船员,是船被扣以后,船长留下来看船的,三个月没领工钱,吃的是船上冷库里剩下的冻鱿鱼,天天吃,吃得看见鱿鱼就想吐。
四个人看见一个中国人爬上来,站起来,不知道是干啥的。
陆小川不会韩国话,英语也就会几句。
他指着自己,讲:“闽海。”
四个人愣了一下。
其中一个,突然讲:“灯,关一半?”
讲的是英语,讲得很怪。
陆小川一下子笑了。
“对,”陆小川讲,“灯,关一半。”
那天晚上,陆小川在马德林港边上一家馆子里,请那四个韩国船员吃饭。
阿根廷的馆子,只有牛肉。
一大盘烤牛肉端上来,四个韩国船员,一人抓着一大块,吃得满嘴流油,一句话不讲。
吃到一半,年纪最大的那个,放下牛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陆小川看。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站在一间矮房子门口。
他拿手指着那个小孩,比了一个手势,比的是一岁。
又指着自己,指着海,摇头。
他出海的时候,孩子还没生。
陆小川看着那张照片,想起一九八七年,他在七星门那条船上,船翻了,他在海里泡了半夜,是洪阿根把他捞上来的。
那一年,他二十一,他妈在普陀家里,以为他死了,哭了三天。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美元,是闽海让他带来的,四个人三个月的工钱,照九月的价。
他数出四份,一人一份,推过去。
四个韩国船员,看着桌上的钱,看着他。
陆小川讲:“回家,过年。”
讲的是中文。
四个人听不懂。
年纪最大的那个,把照片收回口袋里,把钱拿起来,站起来,冲陆小川,弯腰,鞠了一躬。
十二月二十七号,早上七点。
釜山港。
八条船,一条一条,解缆。
码头上,站着一千多人。
船员的老婆,孩子,爸妈。
甘川冷库机房那三个人,也来了,老师傅手里还拿着那个值班本子。
一号船,最后一个解缆。
船头的驾驶台里,站着一个人,穿着一件新的船长制服,深蓝色的,肩膀上两道金杠。
制服是昨天在釜山港边上一家旧军品店里买的,袖子长了一截。
朴永哲。
他站在驾驶台里,拉响了汽笛。
一声,很长。
码头上的人,一下子全安静了。
然后,码头上,不知道是谁先喊出来的,一片人喊了起来,喊的是韩国话。
许老板站在陈屿旁边,问崔翻译:“喊的啥?”
崔翻译讲:“喊的是,船长。”
一号船,慢慢离开码头,跟在另外七条船后头,开出釜山港,往南开。
船尾挂着韩国国旗。
船尾的栏杆上,站着一个年轻水手,戴着眼镜,冲着码头挥手。
是金渔捞长的儿子。
他在釜山大学读水产,放寒假,他爸讲,跟船,去基里巴斯,看看真正的金枪鱼,一月底回来,赶得上开学。
学费,他爸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够了。
十二月三十一号,夜里,盐屿,村部二楼。
林雁翻开本子,翻到正月初八那一页。
七件事。
第四件,年底,韩国。
她拿红笔,在后头,打了一个勾。
又往前翻,翻到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那一页。
韩一远洋,撑不过一九九七年冬天。
她在这一句后头,也打了一个勾。
打完了,她看着那一页,想了一会儿,在底下又写了一行小字。
闽海韩国一号船,船长,朴永哲。
她抬头,问陈屿:“最后一件,鱼粉。”
陈屿讲:“正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