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号,夜里,盐屿。
郑水生家的堂屋里,桌子上摆着一台电台。
电台是阿松从船上拆下来一台旧的,修好了,搬到他家里,天线从窗户里伸出去,绑在院子里的晾衣竿上。
郑水生六十三了,今年冬至,头一回,没上船。
他坐在电台跟前,披着军大衣,嘴里叼着烟斗,烟斗没点。
他老婆在里屋睡了,睡前讲他:“一个老头子,半夜守着一台收音机,跟守着月亮一样。”
郑水生没理她。
十二点,电台里嘶嘶响,没人讲话。
一点,还是嘶嘶响。
两点。
郑水生坐着,眼睛看着电台上那个绿色的小灯。
他想起一九五一年冬至,他十七岁,跟他爸在官井洋口,听见了,他爸不肯砍网,缆绳缠了腿。
他想起九五年冬至,汤小雨趴在驾驶台地板上,三个月,天天趴,第一百一十天,听见了。
他想起去年冬至,他让她趴,她趴了一夜,两点二十几,听见了。
两点二十六。
电台响了。
“剥皮鱼号,剥皮鱼号,叫盐屿。”
是汤小雨的声音。
郑水生一把抓起话筒,手抖,话筒线缠在烟斗上,烟斗掉在地上。
“我是郑水生!”
电台那头,停了一下。
“郑伯。”汤小雨讲。“来了。”
“比去年,还响。”
郑水生握着话筒,半天没讲出话。
他听见电台里,除了汤小雨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很远,很闷,隔着电台的嘶嘶声,隔着几十里海,一阵一阵,传过来。
咕,咕咕。
是汤小雨把话筒,贴在驾驶台地板上了。
郑水生坐在堂屋里,把耳朵贴在电台的喇叭上。
他听了一阵,拿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丫头,规矩,记得?”
“记得。三天,一天三网,网眼再放大一寸。”
“嗯。”
“郑伯。”
“讲。”
汤小雨讲:“我是船老大了,你还骂我不?”
郑水生对着话筒,吼了一嗓子:“骂!”
吼完了,里屋他老婆被吵醒了,在里头骂他。
三天,十八网。
两千一百七十二条,十万八千斤。
条数,比去年少三百条。
斤数,比去年多五千斤。
最小的一条,二十九斤。
十二月二十四号,剥皮鱼号回港。
老埠头上,站着一片人。
郑水生站在最前头,穿着新棉袄,是他老婆昨天夜里赶着给他翻出来的。
船进澳,靠堤,没一点声音。
汤小雨从驾驶台里出来,站在船头,手里拿着那本蓝皮渔捞日志。
她跳上堤,走到郑水生跟前,把日志递给他。
郑水生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网那一行,船老大签名那一格,写着三个字,是汤小雨自己的字,工工整整:汤小雨。
郑水生看着那三个字,点点头。
“字,比我的好看。”
一九九八年一月初五,盐屿,村部二楼。
孟会计把一张单子,放在陈屿桌上。
单子上,是去年四月到十二月,闽海买的鱼粉。
四月到六月,秘鲁、智利,趁着价钱还没动,一吨五百五上下,买了九万三千吨。
八月以后,泰国、印尼的钱垮了,那边的鱼粉拿美元算,一下子便宜了,苏婉的厂,龙仔厝那几家罐头厂剩下的鱼头鱼骨磨的,比通黄家的,一吨三百八上下,买了七万一千吨。
丹麦,冰岛,美国南边拿油鲱做的,四万八千吨。
日本,南非,马来西亚,一千吨两千吨凑的,四万八千吨。
二十六万吨。
平均,一吨,五百四十八美元。
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
孟会计讲:“陈总,今天,秘鲁的价,七百。”
“嗯。”
“二十六万吨,照今天的价,是一亿八千二百万。”
“多出来四千万美元。”
孟会计推推眼镜,讲:“陈总,现在卖,四千万美元,是落袋的。”
陈屿讲:“五月起卖。”
孟会计站着没走。
“陈总,五月,要是跌了呢?”
“不跌。”陈屿说。“秘鲁今年,没鱼。五月到九月,有钱的,买不到。”
“十月以后,跌。”
“十月以后跌?”
“海水凉了,鳀鱼回来了,秘鲁的鱼粉厂一开工,价钱就往下掉。”陈屿说。“所以,五月起卖,九月卖完。”
孟会计想了想,把单子收回去了。
走到门口,他回头讲:“陈总,这一回,我的笔,不掉。”
郑水生正好上楼来,听见了半句,问:“啥笔?”
孟会计讲:“鱼粉。”
“鱼粉是啥?”
“鱼煮熟了,烤干了,磨成粉。”
郑水生愣了半天:“磨成粉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