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来八十亿韩元。”
“一个人,”孟会计讲,“多出来五百多万韩元。”
梁家俊讲:“陈总讲的。”
孟会计坐在那儿,看着那一推车一推车往外搬的钱,半天没讲话。
然后他又拿起计算器,把一千四百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照九月的美元,重新算,重新写到信封的单子上。
算到后半夜三点。
银行的人,陪着算到后半夜三点。
十二月二十二号,礼拜一,早上八点。
釜山港,东边那个旧码头。
阿根廷回来的十九条船,还靠在那里,船身上的锈,一道一道。
码头边上,旧仓库门口,摆了四十张桌子。
桌子后头,坐着闽海从香港带过来的会计,还有银行派来的人,一张桌子一个闽海的,一个银行的。
桌子上,一摞一摞,是牛皮纸信封。
一个信封,一个名字。
信封里,是韩元,是现钱,是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的工钱。
一千四百个信封。
码头上,从早上六点起,就站满了人。
阿根廷回来的,斐济那边坐飞机回来的,八条新船上从来没出过海的,甘川冷库看库的。
还有船员的老婆,孩子,爸妈。
雪停了,天是灰的,风从海上刮过来,刮得人脸生疼。
没人走。
八点整,头一张桌子,叫第一个名字。
金渔捞长。
金渔捞长从人群里走出来,走到桌子跟前,签字,拿信封。
他拿着信封,没打开,站在那儿,转过身,冲着人群里,喊了一句韩国话。
人群里,一个年轻人挤出来了,二十岁,瘦高,戴着眼镜,穿着一件大学的校服外套。
是他儿子。
金渔捞长把信封塞到他儿子手里。
他儿子拿着信封,站在码头上,眼圈一下子红了。
第二个名字。
第三个。
叫到第四十几个,是那个十二月初六在仓库门口,头一个把手举起来的年轻船员。
他叫李明浩,二十三岁,阿根廷那三十条船里头,一条船上的水手。
他签了字,拿了信封,打开,数。
数了一遍,数完了,抬头,冲着桌子后头闽海的会计,讲了一句韩国话。
崔翻译站在旁边,翻:“他讲,多了。”
会计讲:“韩元掉了,照九月的美元算,多给的。”
李明浩拿着那个信封,站了一会儿,把信封揣进怀里,冲着会计,弯腰鞠了一躬。
一千四百个名字,叫到下午四点。
叫到最后一个,是甘川冷库机房里那个五十几岁的老师傅。
他签完字,拿了信封,没走,站在桌子跟前,从怀里掏出来一个本子。
是冷库机房的值班本子。
十月底公司讲不发工钱以后,一个钟头一行,温度,名字。
他把本子,放在桌上,推给闽海的会计。
会计不知道咋办,扭头看陈屿。
陈屿站在仓库门口,走过来,把那个本子拿起来,翻了翻。
最后一行,是今天早上七点的。
零下二十五度。
陈屿把本子合上,递回给老师傅。
“接着记。”
十二月二十三号,礼拜二。
早上九点,汉城的外汇市场开门。
韩元,一千九百六十二。
七月以前,九百块。
上午十点,釜山支行,五楼会议室。
合同签字。
副行长签,支行长签,陈屿签。
朴永哲作为韩一远洋的法人,签在最后一页,签完了,他把笔帽盖上,把笔放在桌上,没抬头。
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照今天的价,是两千六百四十八亿韩元。
副行长签完字,站起来,跟陈屿握手。
他今天,头一回笑了。
笑得很短,嘴角往上动了一下。
他讲英语:“陈先生,上个礼拜六,您讲后天发工钱。”
“我在汉城,跟总行的人讲,中国人讲后天,是讲讲。”
“昨天,”副行长讲,“我让支行长,在码头上,站了一天。”
同一天,东京,大洋商事。
大林部长接到釜山办事处的电话,是中午十二点。
他听完,没讲话,把电话挂了。
他坐在办公桌后头,看着桌上那张今天早上的报纸,报纸上印着一个数:一千九百六十二。
那个数,是他们研究部讲的,这个月底的数。
月底到了。
他等的那一天,到了。
他打开抽屉,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是上个月送到他桌上的,闽海集团的资料。
资料一共十一页,一页一件事。
九五年,正月,鳗苗全收,丸新的鹿儿岛空了。
九五年,四月,日元最贵那一个礼拜,闽海把日元全换了美元。
九六年,四月,阿根廷,韩一的船没油,闽海卖油。
九七年,八月,曼谷,泰铢掉了一个月,闽海买了九家。
一件一件,都是别人还在等的时候,闽海已经动了。
大林部长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闽海,不等。
他把资料放回抽屉里,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