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生翻:“他问,闽海要不要德昌。”
陈屿讲:“郑老先生,您家里,手上有德昌多少股?”
“四成二。”
“闽海买这四成二。”陈屿说。“价钱,照八月的,四块六。”
何生翻过去。
郑德昌坐在那儿,手放在算盘上,一动不动。
屏幕上,昨天收市,一块三。
梁家俊站在门口,嘴张开了,又合上了。
陈屿讲:“买完这四成二,闽海再跟外头所有的股东讲,谁想卖,闽海也照四块六收。”
“收到手里的钱,德昌先还银行那四亿。”
陈屿说:“九龙塘那三块地,卖掉。”
陈屿说:“地皮,冷库,一千六百家酒楼,两家超市,一样不动。”
何生翻完了,郑德昌半天没讲话。
然后,他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很费劲,扶着桌子,站直了,走到办公室墙边上。
墙上挂着一块木头牌匾,黑底金字,写着两个字:德昌。
牌匾底下,钉着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一个穿短衫的年轻人,挑着一担咸鱼,站在一座铁桥上。
郑德昌站在那张照片跟前,背对着陈屿,站了一阵。
然后,他讲了一句广州话。
何生没翻。
陈屿看何生。
何生拿手帕擦了擦眼睛,讲:“他讲,四块六,他那担咸鱼,挑得值。”
十一月十号,早上五点,香港,柴湾。
德昌冻品的三号冷库门口,停着四十辆冷藏车。
这四十辆车,五十年代起,每天早上五点,从这里开出去,开到港岛、九龙、新界,开到一千六百多家酒楼的后门。
今天,车上装的东西,跟往天不一样。
冻鸡冻肉,照旧。
多了几样。
三都澳的黄瓜鱼,一条一条,冰鲜的,装在泡沫箱里,泡沫箱上印着:闽海,官井洋。
鹿儿岛的蒲烧鳗,一盒一盒。
挪威希特拉的三文鱼,是昨天夜里从成田转过来的。
还有加的斯的冻章鱼,阿根廷的鱿鱼圈。
何生坐在头一辆车的副驾驶上,七十一岁,穿着唐装,拄着藤拐棍,一定要跟车。
司机讲:“何伯,您坐这么早的车,腰受不了。”
何生讲:“开车。”
头一站,是湾仔一家老字号的酒楼,开了六十几年。
酒楼后门,厨房的伙计出来收货,一箱一箱搬,搬到黄瓜鱼那几箱,伙计停住了。
他打开泡沫箱,看了一眼,扭头冲厨房里喊了一嗓子。
厨房里出来一个老师傅,六十几岁,戴着白帽子,是这家酒楼做了四十年海鲜的大厨。
老师傅蹲在泡沫箱跟前,拿手翻开一条黄瓜鱼的鳃,看了看,又按了按鱼肚子。
他扭头问何生:“何伯,官井洋的?”
“官井洋的。”
老师傅站起来,讲:“七几年以后,香港就没见过这么正的黄鱼了。”
“往后,德昌天天有?”
何生讲:“天天有。”
十一月二十四号,礼拜一,东京。
中川住在盐屿,那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
是大冢。
大冢在证券公司当了四十一年常务,九一年跟中川讲过,东京股票跌四成不是一时的,九五年四月听了中川的话,把他老婆户头上的日元全换了美元。
大冢在电话里,没讲话,只是喘气。
中川讲:“大冢?”
大冢讲:“中川,公司,没了。”
那天早上,东京,大冢那家证券公司,日本四大证券公司里的一家,一百年的老字号,宣布关门。
大冢在电话里讲:“九五年,你让我问陈桑,东京的股票还要跌多久。”
“你反问我,你们公司自己账上干净吗。”
“我挂了你的电话。”
中川握着听筒,坐在盐屿的藤椅上。
窗户外头,是烤鳗厂的烟囱,冒着白烟。
他讲:“大冢,你老婆户头上的钱,还在美元里?”
大冢在那头,半天,讲:“在。”
“那就好。”中川讲。“你来盐屿住一阵。”
“这里的鳗鱼,比银座的好吃。”
十二月初三,盐屿,村部二楼。
孟会计把今年秋天在东南亚买的东西,一样一样念。
泰国九家,六成,替他们还的美元加买股份,一亿九千万美元。
印尼南安黄氏,那张借条,一千三百五十万美元,五成。
香港德昌冻品,郑家四成二,外头股东卖过来的二成七,一共六成九,四块六一股,两亿一千万港币。
孟会计讲:“这些东西,八月以前,照美元算,值十一亿。”
“闽海花了,折成美元,二亿三千万。”
屋里没人讲话。
林雁翻开本子,翻到正月初八那一页。
七件事,前三件,香港回归,泰国,布鲁塞尔,打了勾。
中日渔业协定,上个月十一号在东京签了,报纸上登了,北纬三十度四十分,北纬二十七度,方启年拿着报纸,从宁德开车跑到盐屿,在村部楼底下站了半个钟头,没上楼,又开回去了。
林雁在那一件后头,也打了勾。
第六件,欧洲给挪威三文鱼定最低价,七月签的,打了勾。
还剩两件。
韩国。
鱼粉。
林雁念第四件:“年底,韩国。”
陈屿讲:“十一月二十一号,韩国跟外头借钱了。”
“许老板,今天夜里,到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