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号,早上,泰国,曼谷。
马天明是七月一号半夜到的曼谷。 从鹿特丹飞过来,在法兰克福转机,飞了十四个钟头,下飞机的时候,一股热气扑在脸上,跟进了蒸笼一样。 他在机场换钱,换了五百美元,一美元换二十五铢八。 柜台后头那个泰国姑娘,把一沓泰铢数给他,数得很慢,数完了,冲他笑了一下,双手合十。 他住在曼谷老城边上,湄南河边一家华人开的旅馆,旅馆老板姓林,潮州人,六十几岁,讲潮州话,讲普通话,讲泰国话,讲英语,都讲得半生不熟。 七月二号早上八点,马天明下楼吃早饭。 旅馆一楼是个小饭厅,四张桌子,墙上挂着一台电视,电视里放着泰国话的新闻。 林老板站在柜台后头,手里拿着一把算盘,没打,眼睛盯着电视。 马天明叫了一碗粿条汤,坐下。 电视里,一个穿西装的人在讲话,讲得很快,底下打着字幕,泰文,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林老板手里的算盘,啪嗒掉在柜台上了。 马天明扭头看他。 林老板脸是白的,嘴张着,看着电视,讲了一句潮州话,马天明听不懂。 又讲了一句普通话。 “泰铢,放了。” 马天明问:“啥叫放了?” 林老板讲:“从前,泰铢跟美元,是绑死的,二十五块多一美元,十几年不动。” “今天早上,政府讲,不绑了。” “不绑了,泰铢值多少,市场讲了算。” 马天明放下筷子。 他想起六月三十号夜里,梁家俊在电话里跟他讲的。 陈总讲,明天,泰国要把那个定死的价,放开。 他一下子站起来,跑出旅馆门口。 旅馆门口那条街上,街边上有一家换钱的小铺子,铺子门口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拿粉笔写着今天的价。 一个伙计,正拿着一块湿抹布,把黑板上的数擦掉。 擦掉的,是二十五点八。 伙计拿粉笔,写了一个新数。 二十八点五。 伙计写完,站在那儿,看了看,又擦了,写了一个。 二十九。 铺子门口,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排队的人,手里拿着一沓一沓泰铢,要换美元。 马天明站在街边,看着那块黑板,看着那一队人。 排在最前头的一个老太太,手里攥着一个布包,布包里是泰铢,她把布包递进窗口,伙计数了,递出来几张美元。 老太太拿着那几张美元,站在窗口,看了半天,不走,冲伙计嚷嚷。 伙计摊着手,指着黑板。 林老板跟出来了,站在马天明旁边,讲:“她讲,昨天,这一包,能换一百二十美元。今天,一百零五。” 林老板讲:“一个晚上,没了十五块。” 那天中午,马天明往香港打电话。 梁家俊接的。 梁家俊讲:“天明,香港这边,早上开门,我跟六家银行打了电话。泰铢跟印尼盾,昨天夜里跟今天早上,已经全换成美元了。” “换的时候,是二十五块八。” 马天明讲:“现在二十九。” 电话那头,梁家俊半天没讲话。 然后他讲:“三千一百万美元的泰铢跟印尼盾。晚一天换,少四百万美元。” 马天明握着电话,手心全是汗。 梁家俊讲:“陈总让我跟你讲,你今天不用找罐头厂,先在曼谷街上走一走。” “走一走?” “看换钱铺子,看银行门口,看工地。” 下午,马天明在曼谷街上走。 曼谷太大,太热,街上的车一辆挨一辆,堵得一动不动,摩托车在车缝里钻,突突突突,冒着黑烟。 他坐了一辆突突车,车是三个轮子的,敞篷,开车的是个瘦小伙子,嚼着槟榔,一路把车开得东倒西歪。 他叫小伙子,往银行多的地方开。 小伙子开到一条大街上,街两边全是高楼,楼上挂着银行的牌子,泰文英文。 每一家银行门口,都有人。 排队的,全是来取钱的。 队伍一直排到人行道上,排到街拐角。 马天明叫小伙子停车,下来,走到一家银行门口。 门口贴着一张纸,泰文英文。 英文写着:本行一切业务正常,请储户放心。 排队的人,没一个走。 马天明往前走,又走过两家。 有一家是金融公司,门口的玻璃门上贴着封条,玻璃门里头黑着灯,门口站着几个穿制服的警察,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十几个人,有的在哭,有的在打电话,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台阶上,两只手抱着头。 突突车小伙子跟过来,嚼着槟榔,拿不太好的英语讲:“这家,上个月,关的。” 小伙子讲:“关了十几家,还要关。” 马天明又叫小伙子往城外开。 开到城东边,一片新盖的楼。 楼是高的,二三十层,一栋挨一栋,一栋都没盖完,全是水泥框子,框子外头搭着竹子脚手架。 脚手架上没人。 吊车停着,吊臂伸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工地门口,铁门锁着,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画着盖好了的楼,楼前头是游泳池,是棕榈树。 牌子底下,贴着一张纸。 马天明问小伙子:“这张纸写的啥?” 小伙子凑过去看了看,讲:“停工。欠钱。” “这一片,”小伙子拿手划了一大圈,“全停了。” 马天明站在那一片没盖完的楼底下,太阳晒得他头晕。 他想起八九年,他刚进闽海,在香港跑日本超市,陈总在电话里跟他讲过一句话。 陈总讲,钱多的地方,盖楼的地方,你去看工地。工地停了,钱就没了。 那天傍晚,马天明回到旅馆。 林老板坐在一楼的饭厅里,没开灯,一个人坐在那儿,面前摆着一瓶湄公威士忌,一个杯子。 马天明在他对面坐下。 林老板给他倒了一杯。 “马先生,你是中国大陆来的?” “福建。” “福建哪里?” “霞浦。” 林老板点点头:“我阿爸,是潮州澄海人。三几年坐红头船来的暹罗,在耀华力路扛米包。” “我这个旅馆,开了三十一年。” 他把杯子里的酒喝了一口。 “去年,我儿子讲,泰国的钱好借,一年利息,比泰铢便宜一半。借美元,在旅馆后头,再盖一栋八层的楼,做酒店。” “借了一百二十万美元。” 林老板把杯子放下。 “昨天,一百二十万美元,是三千一百万铢。” 林老板讲:“今天,三千五百万铢。” “一天,多了四百万铢。” 他看着马天明,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马先生,四百万铢,我这个旅馆,要开十年。” 马天明坐在那儿,端着酒杯,喝不下去。 夜里十点,他往盐屿打电话。 陈屿接的。 马天明把一天看见的,一样一样讲了。 换钱铺子的黑板,银行门口的队,贴封条的金融公司,城东边那一片停了工的楼,还有林老板。 陈屿一直在听,没打断他。 讲完了,马天明讲:“陈总,梁家俊讲,泰铢年底要掉一半。” “嗯。” “那林老板那一百二十万美元……” 陈屿说:“到年底,是六千万铢往上。” 马天明握着听筒,没讲话。 陈屿讲:“天明,明天,去龙仔厝。” “龙仔厝在曼谷西南边,挨着海,是泰国做金枪鱼罐头最多的地方。” “那边有一家罐头厂,老板姓陈,潮州人,叫陈炳坤。” “去年,他跟曼谷一家金融公司借了四千万美元,盖了一条新的罐头线。” 马天明问:“借给他钱的,是哪一家金融公司?” 陈屿讲了一个名字。 马天明愣住了。 那个名字,就是他今天下午在城里看见的,玻璃门上贴着封条,台阶上坐着十几个人哭的那一家。 “陈总,那家,已经封了。” “嗯。”陈屿说。“封了,它借出去的钱,要收回来。” “收不回来的,要卖。” 陈屿说:“天明,明天去,不谈买厂。” “谈啥?” “谈鱼。”陈屿说。“他那条新线,要金枪鱼。他跟日本人买的金枪鱼,日本人要美元。” “他现在,没有美元了。” 挂了电话,陈屿坐在村部二楼,没下楼。 林雁抱着陈安上来了。陈安夜里闹,哭了一阵,林雁抱着她在屋里走,走到二楼,看见灯亮着。 林雁问:“天明讲啥?” 陈屿讲了。 林雁抱着陈安,在屋里慢慢走,一边拍,一边想。 “那家罐头厂,现在就买,不是更便宜?” “现在不便宜。” “为啥?” “今天泰铢才掉了一成多。”陈屿说。“陈炳坤今天夜里睡不着,可他想的是,过几个月,泰铢就回来了,他挺一挺,就过去了。” “你现在去跟他讲买厂,他要的价,还是去年的价。” 林雁问:“那啥时候他才不这么想?” “八月。” “八月,曼谷的金融公司,一关关几十家。关了,银行就不借钱了。” “八月,泰国政府自己也撑不住,要跟外国借钱,外国人借钱,是有条件的。” “到那时候,陈炳坤去银行,银行门口贴的,是封条。” 林雁停下来,不走了。 陈安在她怀里,睡着了,嘴巴动了两下。 林雁讲:“那天明明天去,谈鱼,是为了八月?” “是为了八月以前,他不去找别人。”陈屿说。“日本人不给他鱼,闽海给他鱼。” “他记得。” 林雁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没再问,抱着陈安下楼去了。 走到楼梯口,她回头讲:“你早点睡。” “嗯。” 陈屿没睡。 他坐在地图跟前,拿红铅笔,在泰国龙仔厝那个地方,点了一个点。 又在印尼雅加达,点了一个。 在马来西亚,点了一个。 在菲律宾,点了一个。 在香港,点了一个。 最后,在朝鲜半岛南边,釜山那个地方,他没有点,他拿铅笔画了一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