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号,早上,龙仔厝。
从曼谷往西南开,开一个多钟头,车窗外头,从高楼,变成稻田,变成一片一片的盐田,变成一片一片的虾塘。
再往前,空气里有了味道。
鱼腥味,很重,混着一股煮东西的热气,从车窗缝里钻进来。
开车的是林老板的侄子,二十几岁,讲:“马先生,快到了,这个味道,就是罐头厂。”
龙仔厝在他钦河的河口,河口两岸,一家挨一家,全是厂。
厂房是铁皮顶的,一排一排,烟囱冒着白气,门口停着冷藏卡车,卡车上拉的是冻金枪鱼,一条一条,硬邦邦的,跟木头一样码着。
厂门口,一群一群的女工,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白帽子,蹲在墙根底下吃早饭,吃的是糯米饭,拿手捏着吃。
暹罗湾罐头公司,在河口最里头。
厂门是新刷的,门口一块很大的牌子,泰文、中文、英文三样字。中文写的是:暹罗湾罐头公司,一九六二年创立。
厂门里头,一栋新厂房,比两边的老厂房高出一截,白墙,蓝顶,还没刷完漆,墙根底下堆着漆桶。
马天明在厂门口登记,门卫是个老头,讲潮州话,马天明讲福建话,两个人讲了半天,居然讲通了一半。
陈炳坤的办公室,在老厂房二楼。
屋里很热,吊扇在头顶上呼呼转,转得桌上的纸一张一张往上飘,纸上压着一个金枪鱼罐头当镇纸。
陈炳坤坐在办公桌后头。
六十二岁,瘦,黑,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衬衫口袋里插着一支金笔。
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三十五六岁,个子比他高,穿西装,打领带,在这个热得跟蒸笼一样的屋子里,西装扣子扣得严严实实。
陈炳坤讲普通话,讲得很吃力,带着很重的潮州腔:“马先生,这是我儿子,立文。在美国读的书。”
陈立文冲马天明点点头,讲英语:“马先生,我们今天很忙,有什么事,请讲。”
马天明讲:“闽海想跟暹罗湾,谈金枪鱼。”
陈立文眉毛一挑:“闽海?”
“中国,福建。”马天明讲。“闽海在斐济、基里巴斯,有十四条金枪鱼船。”
陈立文笑了一下,笑得很客气。
“马先生,暹罗湾的金枪鱼,是日本大洋商事供的。供了十一年。”
陈炳坤在旁边,没讲话。
他拿起桌上那个当镇纸的罐头,在手里转了转,放下了。
窗户外头,是他钦河的河口码头。
码头边上,靠着一条冷藏运输船,船身是白的,船头刷着日文。
船上没人卸货。
马天明往窗户外头看了一眼,讲:“陈老板,那条船,是大洋商事的?”
陈炳坤没回答。
陈立文脸上的笑,收了。
马天明讲:“那条船上,是八千吨冻鲣鱼。”
“大洋商事要美元,要现钱,钱不到,不卸货。”
“七月一号以前,暹罗湾跟大洋商事是月结,货到了先卸,下个月付钱。”
“七月二号,大洋商事曼谷办事处发了传真,讲往后改现钱,美元。”
陈立文看着马天明,脸一下子变了:“你怎么知道?”
马天明讲:“大洋商事在龙仔厝,这个礼拜,给七家罐头厂发了一样的传真。”
这一句,是昨天夜里陈总在电话里讲的。
陈屿讲,日本人的公司,出了事,头一件,是收紧钱。
陈炳坤把那个罐头镇纸,推到一边去了。
他开口了,讲的是潮州话,讲得很慢,门卫老头被叫上来,站在门口,一句一句翻成福建话。
“他讲,那八千吨鱼,照七月一号的价,是八百二十万美元。”
“七月一号,是两亿一千万铢。”
“今天,是两亿三千多万铢。”
“他讲,暹罗湾账上,有泰铢,没有美元。”
“去曼谷的银行买美元,银行讲,一家一天,只卖十万。”
门卫老头翻完,站在门口,也不走了。
陈炳坤讲:“马先生,你来,是想卖鱼。”
“你的鱼,也要美元。”
马天明讲:“闽海的鱼,要泰铢。”
屋里静了。
吊扇在头顶上呼呼转。
陈立文讲:“多少?”
马天明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纸上是陈屿昨天夜里在电话里一条一条定的,梁家俊拿英文打出来,传真到曼谷。
“闽海,每个月,给暹罗湾,六千吨冻鲣鱼。”
“头三个月,价钱,照美元算,照七月一号那天的汇率,折成泰铢。”
“付泰铢。”
“月结。货到了,先卸,下个月付。”
陈立文把那张纸拿过去,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看完了,一下子站起来了。
“马先生,你算过没有?”陈立文讲。“照七月一号的汇率,付泰铢,泰铢一掉,你们亏的是你们。”
“三个月,一万八千吨。”
“泰铢要是掉两成,你们亏三百多万美元。”
马天明讲:“陈先生,泰铢,不止掉两成。”
陈立文愣住了。
马天明讲:“我们陈总讲,闽海的鱼,卖给暹罗湾,不卖给曼谷的金融公司。”
陈炳坤坐在那儿,一直没讲话。
他把那张纸,从儿子手上拿过来,拿到窗户底下,戴上老花镜,看。
看完了,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
他扭头,看着窗户外头码头边上那条白色的日本船。
看了一阵,他讲了一句潮州话。
门卫老头翻:“他问,你们陈总,要啥?”
马天明讲:“陈老板,现在,啥都不要。”
陈炳坤看着他。
陈炳坤讲:“现在,啥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