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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章 七月一号的夜里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号,夜里,香港。

下雨。

雨从下午就开始下,下到晚上,越下越大,湾仔海边上那一栋新盖的会展中心,玻璃墙外头,雨水一道一道往下淌。

阿蘅站在尖沙咀海边上,打着一把伞,伞是梁家俊的,太大,风一吹,差点把她拽走。

她是六月二十号从厦门来香港的。

厦大毕业证领了,八月二十号飞波士顿,中间这两个月,在闽海香港跟着梁家俊,学开信用证,学跟银行打交道。

梁家俊站在她旁边,也打着伞。

他今年三十,梁伯的孙子,梁伯九三年冬天走的时候,把梁记在香港几十年的门路,全交给了闽海。梁家俊现在管闽海香港的财务,是林雁一手带出来的。

海边上,人挤人。

伞挨着伞,一片一片,一直挤到钟楼那边。

对面,是香港岛,是湾仔,是那栋玻璃墙的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里头,在交接。

海边上的人,看不见里头,只能看见玻璃墙里头的灯,亮得跟白天一样。

好多人手里拿着小收音机,收音机里在直播,声音一片一片的,粤语的,普通话的,英语的,混在一块。

十一点五十几。

收音机里,英国的国歌响了。

海边上的人,没人讲话,都举着收音机,贴在耳朵边上。

雨打在伞上,噼噼啪啪。

阿蘅的收音机里,主持人讲,英国国旗降下来了。

然后,是一段很短的安静。

然后,收音机里,响起来了。

义勇军进行曲。

海边上,一下子炸了。

有人喊,有人哭,有人把伞扔了,站在雨里,仰着头喊。

阿蘅站在那儿,没喊,眼泪顺着脸往下淌,跟雨水混在一块,分不清。

梁家俊站在她旁边,也没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很旧的皮夹子,打开,皮夹子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一个老头,坐在一间铺子门口,铺子门口挂着一块木牌,牌子上两个字:梁记。

那是梁伯。

梁家俊讲:“阿爷一九一三年生在汕尾,十七岁来香港,在上环扛了七年鱼胶。”

“他讲过,他要活到这一天。”

“他差了四年。”

阿蘅扭头看他。

梁家俊拿手背擦了一下脸,把皮夹子合上了,放回口袋里。

同一个时候,盐屿,礼堂。

礼堂正中间,摆着一台二十九寸的彩色电视机,是林县长从县里借来的,电视机底下垫着两张桌子,桌子底下垫着砖头。

礼堂里,坐满了人,比正月初八听账的时候还满。

郑水生坐在最前头,戴着老花镜,看不清,又摘了。

汤小雨坐在他旁边。

老周坐在一张藤椅上,腿上盖着毯子。

老汤、洪阿根、锤子叔、刀鱼、阿灿、阿林,还有烤鳗厂的山田、小岛、森,田中拄着拐棍坐在中川旁边。

林雁抱着陈安,坐在后头。陈安一个月零三天,睡着了,裹在小被子里。

陈海趴在陈屿腿上,眼睛瞪得圆圆的,一直不肯睡。

电视机里,交接仪式。

英国人的国歌响了,英国人的旗子降下来了。

礼堂里,一片很小的声音,是田中在跟中川讲日语,中川小声跟他讲,这是英国人要走了。

然后,义勇军进行曲。

礼堂里的人,一个一个站起来了。

郑水生站起来的时候,腿不利索,扶着汤小雨的肩膀,站直了。

老周从藤椅上,要站起来,站了两回,没站起来。

孟会计过去扶他,他把孟会计的手推开了,自己抓着藤椅扶手,一使劲,站起来了。

陈海不知道为啥大家都站起来,也站起来,站在凳子上,学着大人,站得笔直。

国歌唱完了。

电视机里,那面旗子,升到了顶。

礼堂里,没人喊。

过了一会儿,郑水生讲了一句,嗓子是哑的。

“香港人,从前叫我们大陆的,打鱼佬。”

“七九年,我去香港送过一趟鱼,码头上的人,叫我们,捞松。”

他讲完,没往下讲,坐下了。

夜里一点,礼堂散了。

陈屿抱着陈海回家,陈海在他怀里睡着了,口水流了他一肩膀。

林雁抱着陈安,走在他旁边。

村里的路灯亮着,路上全是散场的人,三三两两,边走边讲,讲的全是电视里的事。

走到家门口,陈屿把陈海交给母亲,自己没进屋。

他讲:“我去村部,打个电话。”

林雁看着他:“这个时候?”

“香港那边,还没睡。”

村部二楼,电话打到香港。

接电话的,是梁家俊,他跟阿蘅刚从尖沙咀回到闽海大厦十九楼,两个人浑身湿透了,还没换衣服。

陈屿讲:“家俊,闽海香港账上,现在有多少现钱?”

梁家俊愣了一下,这个时候问这个。

他报了一个数。

港币,美元,日元,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加在一块,折成美元,六亿四千万。

陈屿讲:“除了美元,别的,全换成美元。”

“明天一早,开门就换。”

梁家俊讲:“泰铢跟印尼盾,是去年在曼谷、雅加达收的货款,一共三千多万美元。泰国银行讲,泰铢跟美元是定死的,二十五块多一美元,十几年没动过。”

“换。”陈屿说。“明天换。”

“为啥?”

陈屿在电话里,停了一下。

“家俊,明天,泰国要把那个定死的价,放开。”

“放开了,泰铢往下掉。”

“明天掉一两成。”

陈屿说:“年底,掉一半。”

电话那头,半天没声音。

梁家俊握着听筒,站在十九楼的窗户边上。

窗户外头,维多利亚港上空,雨停了,烟花还在放,一朵一朵,炸开,照得整个海湾红一阵,绿一阵。

梁家俊讲:“陈总,泰国掉,香港呢?”

“港币跟美元定死的那个价,不会放。”陈屿说。“可是香港的股票,秋天要掉。”

“闽海香港的股票,也掉?”

“也掉。”

“掉多少?”

“掉到比九四年上市的时候,还便宜。”陈屿说。“掉到那天,闽海香港,自己买自己的股票。”

梁家俊没讲话。

阿蘅站在他旁边,头发还滴着水,听不见电话里讲啥,只看见梁家俊的脸,一点一点变了。

陈屿讲:“还有一件。”

“明天,叫天明,从鹿特丹飞曼谷。”

“叫他去曼谷,找一家罐头厂。”

“哪一家?”

“曼谷南边,挨着海,做金枪鱼罐头的。”陈屿说。“那一片,有好几家,都是跟泰国银行借美元盖的厂。”

“先不买。”陈屿说。“先去看。”

梁家俊讲:“我记下了。”

挂了电话,梁家俊站在窗户边上,好一阵没动。

阿蘅问:“我哥讲啥?”

梁家俊扭过头来,看着她。

梁家俊讲:“阿蘅,你八月去波士顿,学费,是拿啥钱交的?”

阿蘅愣了一下:“美元。”

梁家俊点点头。

他走到桌子边上,拿起笔,在一张便笺纸上写字,写的是明天一早要打给六家银行的电话,写了一行,又一行。

写完了,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凌晨一点四十。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号,香港。

窗户外头,最后一朵烟花,在海湾上空炸开,慢慢落下去,落进海里。

七月一号,早上七点,福州火车站。

上海开过来的那一趟车,晚点两个钟头,进站了。

站台上,停着守中船厂派来的八辆大客车,客车的挡风玻璃上,拿红纸贴着四个字:守中船厂。

吴阿海站在站台最前头,穿着一件新的白衬衫,是林雁昨天在霞浦给他买的,领子硬邦邦的,他一直拿手扯。

车门开了。

头一个下来的,是老薛。

老薛在车上一夜没睡,眼睛是红的,一下车,冲着吴阿海喊:“阿海!三百一十一个!一个没少!”

后头,人一个一个下来了。

拎着网兜的,背着孩子的,扛着铺盖卷的。

还有八十三个,手里拎着工具箱。

吴阿海站在那儿,看着那一个一个工具箱,从车门里拎出来,拎到站台上。

他知道那是啥。

八五年,程师傅头一回来盐屿,手里就拎着一个。

最后一个下车的,是个白头发老头,六十几岁,拎着一个发黑的木头工具箱,箱子盖上钉着一块铜牌。

程立扶着他下车。

程立讲:“阿海,这是顾师傅,江边老船厂的,我爸那个厂的。”

顾师傅站在站台上,把工具箱放下,看着吴阿海。

他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看着吴阿海那件领子硬邦邦的白衬衫,看着他那两只手。

吴阿海的两只手,指头粗,指甲缝里是黑的,洗不掉的机油。

顾师傅讲:“侬就是那个厂长?”

吴阿海讲:“是。”

“老程那把刮刀,在侬手上?”

“在。”

顾师傅点点头。

“侬刮出来,比老程厚?”

吴阿海脸红了,看了程立一眼。

程立憋着笑,扭过头去。

吴阿海讲:“厚。”

顾师傅又点点头,拎起工具箱。

“到了厂里,”顾师傅讲,“侬刮一块给我看。”

八辆大客车,从福州开出去,往宁德开。

路上,车里的上海人,一路趴在窗户上看。

看山,看海,看路边一片一片的茶园,看村口一棵一棵的大榕树。

老金的儿子趴在窗户上,看了一路,看到快到宁德,扭头问他爸:“爸,福建有没有游戏机房?”

老金讲:“不晓得。”

前头开车的司机是宁德本地人,听见了,扭头讲了一句普通话:“有!城关就有两家!”

一车的上海人,全笑了。

中午,大客车开进守中船厂。

厂门口,六百二十个老工人,站在两边,拍巴掌。

厂门口那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挂了一条红布,红布上是昨天夜里现写的字:欢迎上海师傅。

船台上,那条从八户买回来的日本旧鱿钓船,钢板换完了,焊花停了。

焊工们今天放半天假。

厂里的广播,放着昨天夜里香港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