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四号,上海,杨浦。
老薛站在杨树浦路上一座厂门口,半天没进去。 厂门是铁的,锈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门边上一块木头牌子,牌子上的字掉了一半,剩下几个:机修厂。 牌子底下,贴着一张白纸,纸是去年贴的,风吹雨打,边上卷起来了,字还看得清:本厂停产整顿,职工另行安排。 老薛在这个厂干了二十二年,八六年跟着老汤的船去了福建。 程立站在他旁边。 程立讲:“薛叔,我爸在这个厂,干了三十一年。” “我晓得。”老薛讲。“他在三车间,我在五车间。” “我不晓得他。”老薛讲。“一个厂三千人,谁晓得谁。八六年在盐屿,吵完了一对,才晓得。” 两个人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往边上一条弄堂里走。 弄堂口,一个早点摊子。 一口大油锅,锅里炸着油条,一个铁皮桶,桶上盖着棉被,里头是豆浆。 炸油条的是个男人,四十几岁,胖,光着膀子,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毛巾是黑的。 他拿长筷子把一根油条翻了个面,抬头,看见老薛,筷子停在油锅里。 “师傅?” 老薛讲:“金根,侬在这里炸油条?” 老金把筷子放下,拿毛巾擦了擦手,擦完了,又擦了一回,才过来握手。 “厂里停了一年了。”老金讲。“一个月发一百二十块,不够吃。老婆在纺织厂,纺织厂也停了。” “我就炸油条。” 老薛站在那儿,看着他徒弟光着膀子,看着那口油锅,没讲话。 老金是他八一年带的徒弟,十八岁进五车间,跟着他修柴油机,修了五年,八六年老薛走的时候,老金是五车间最年轻的六级工。 那天中午,弄堂里一家小茶馆。 老金把早点摊收了,跟着来了。 来的不止老金一个。 老金骑着自行车,在杨浦几条弄堂里转了一上午,一家一家敲门,敲出来二十几个人。 有机修厂的,有船厂的,有柴油机厂的,有一个是江边那个老船厂的钳工,六十五了,退休五年,头发全白。 二十几个人,挤在小茶馆里,一人一杯茶,茶馆老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一块来喝茶,站在柜台后头看。 老薛站起来,讲上海话,讲得很慢。 “福建,宁德,三都澳边上,有一个船厂,叫守中船厂。” “一年要改三十条船,三十条东海拖网船,改远洋船,去西非,去南美洲。” “现在厂里六百二十个人,不够。要四百个。” “焊工,钳工,电工,修柴油机的。” 茶馆里,没人讲话。 一个瘦子,四十几岁,戴着眼镜,是柴油机厂下来的,先开口了:“薛师傅,福建渔村的厂,一个月给多少?” 老薛讲了一个数。 茶馆里,一下子嗡了。 那个数,是这些人在上海厂里没停产的时候,一个月工资的三倍。 瘦子不信,讲:“薛师傅,侬是不是讲错了,多讲了一个零?” 程立站起来了。 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是闽海盖了章的招工条件,一条一条,他念。 “工资,照刚才薛师傅讲的数。” “宁德厂边上,盖了四栋楼,一家一套。” “老婆孩子愿意来的,一块来。老婆在厂里有活干,孩子在宁德上学。” “不愿意来的,一年回上海四趟,路费厂里出。” 念完了,茶馆里还是嗡嗡的。 那个六十五岁的白头发老钳工,一直没讲话,这时候,慢慢讲了一句:“守中,是哪个守中?” 程立讲:“程守中。” 老钳工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了。 “三车间,刮瓦的那个程守中?” “是我爸。” 老钳工看着程立,看了一阵,讲:“侬是立立?” 程立愣住了。 老钳工讲:“侬小时候,侬爸把侬带到厂里,放在三车间的工具箱上头坐着,侬在上头睡着了,掉下来,磕破了头,侬爸抱着侬跑到厂医务室。” “那年侬五岁。” 程立站在那儿,拿手摸了一下后脑勺。 后脑勺上,头发底下,有一道疤。 他一直不知道那道疤是咋来的。 老钳工讲:“侬爸人呢?” 程立讲:“去年十月,走了。” 老钳工没讲话。 他坐在那儿,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老钳工讲:“侬爸那把刮刀,是他师傅五五年给他的,那把刀,三车间的人都晓得。” 程立讲:“刮刀在福建,在守中船厂厂长手上。” 老钳工点点头。 他站起来,讲:“我去。” 茶馆里,一下子静了。 老钳工讲:“我六十了,退休三年,天天在弄堂口下象棋,下得老婆骂。” “老程能去,我去。” 他讲完,坐下了。 老金坐在他旁边,一直没讲话,这时候,把毛巾从脖子上拿下来,叠好,放在桌上。 老金讲:“师傅,我去。” “我老婆也去。” 那天下午,老金他们二十几个人,又各自骑着自行车,在杨浦一条一条弄堂里转。 晚上,茶馆里坐了七十几个人。 第二天,一百二十几个。 第三天,杨浦区劳动局的人听讲了,派了两个人来,站在茶馆门口看,看了半天,问程立:“你们这个厂,是哪里的?营业执照带了没有?” 程立把营业执照拿出来。 劳动局的人看了半天,看完了,把执照还给他,讲:“你们要多少人?我们劳动局,帮你们登记。” 六月二十八号,程立在上海,签了三百一十一个人。 焊工,钳工,电工,修柴油机的,还有十几个管仓库、开吊车、烧饭的。 程立在设计院的老同事,三个年轻的,二十几岁,画图的,听讲了,跑来找他,讲在设计院画了三年图,一张没造出来,要跟他去。 程立讲:“宁德没有上海好。” 三个年轻人讲:“程工,你走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 六月二十九号夜里,老金家。 老金家在弄堂最里头,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屋子,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方桌,方桌底下塞着一台缝纫机。 儿子在小床上睡着了。 老金的老婆坐在大床边上,一件一件叠衣服,叠一件,放进一个旅行袋里,叠了一半,不叠了,坐着。 “金根,福建那个地方,你去过没有?” “没去过。” “那你咋晓得那个厂,发得出工钱?” 老金坐在方桌边上,拿一块布,擦他那个木头工具箱,擦得发亮。 “师傅讲的。” “你师傅十一年前走的时候,厂里的人讲他去福建要饿死。” “他没饿死。”老金讲。“他今年回来,穿的皮鞋,比厂长的还亮。” 老婆不讲话了。 老金把工具箱擦完了,打开,一样一样往外拿。 扳手,錾子,锉刀,卡尺,塞尺,一把一把,摆在方桌上,摆了一桌子。 每一样,他拿起来,擦一遍,放回去。 老婆看着他擦,看了半天。 “你这些家伙,”老婆讲,“一年没打开过了。” “嗯。” “炸油条的时候,你天天晚上,把箱子擦一遍。” 老金手里的卡尺,停了一下。 “擦了一年,”老婆讲,“我以为你是擦给我看的。” 老金没讲话,把卡尺放回箱子里,合上盖子。 他老婆站起来,把刚才没叠完的那一半衣服,接着叠,一件一件,放进旅行袋里。 叠完了,她又打开大衣柜,从最底下,拿出一口铁锅,拿报纸包好。 “福建人烧菜,”老婆讲,“不晓得用啥锅。” 六月三十号,上海站。 晚上八点,上海开往福州的火车。 站台上,全是人。 三百一十一个工人,有一百四十几个,带着老婆,带着孩子。 来送的人,比走的人还多。 老金的老婆,也在纺织厂下了岗,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脸盆、热水瓶、一口铁锅。老金的儿子十二岁,背着书包,站在他妈旁边,一直在问,福建有没有游戏机房。 老金手里拎着一个木头工具箱。 工具箱是他十八岁进五车间,老薛给他的。 站台上,三百一十一个人里头,有八十三个,手里拎着工具箱。 木头的,铁皮的,有的漆掉光了,有的拿布包着,有一个,拿麻绳捆着。 那个六十五岁的老钳工,拎着的工具箱最旧,木头都发黑了,箱子盖上,拿铁钉钉着一块铜牌。 程立凑过去看,铜牌上刻着字,字磨平了一半,还认得出来:江南。 老钳工讲:“四六年,我十四岁,我师傅给我的。” 火车汽笛响了。 站台上的人,一下子乱了,哭的,喊的,塞东西的。 老薛站在车厢门口,一个一个往上数。 数到最后一个,他跳上车,站在车门口,冲着站台上喊了一句上海话。 “放心好了!福建的鱼,比上海的鲜!” 站台上,哭的人,一下子笑出来了。 火车开了。 程立坐在车厢里,靠着窗户。 对面坐着那个老钳工,老钳工把那个钉着铜牌的工具箱,放在腿上,两只手搭在上头。 程立问:“师傅,您贵姓?” 老钳工讲:“姓顾。” “顾师傅,那个工具箱,您用了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顾师傅看着窗户外头,上海的灯一片一片往后退。 “侬爸那把刮刀,用了四十一年。”顾师傅讲。“我这个箱子,比他那把刀,多用十年。” 顾师傅讲:“到了宁德,我跟那个厂长比一比,谁刮得薄。” 程立笑了。 “顾师傅,那个厂长,刮出来的,比我爸厚。” “那我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