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之夜如期而至。
傍晚时分，最后一缕夕阳沉入地平线之后，月亮从东方的山脊线上升了起来。今天的月亮格外大，格外亮，像是一只睁开的银色眼睛，俯瞰着大地上的一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静谧——连平日里总在营区围墙外鸣叫的秋虫，今夜也集体噤了声。
我在治疗室里做着最后的准备。头灯、备用电池、急救包、水壶、压缩干粮、一支信号枪、一把折叠刀——我把它们一件一件地装进战术背包里，动作机械而熟练。窗外那轮月亮越升越高，银白色的光芒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一道平行的光带。
手机震了一下。刘主任发来的消息：“一切就绪。他在里面等你。”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拉上背包拉链，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我走出治疗室，锁上门，穿过空旷的操场，走向封闭病房的方向。
与此同时，贺行的“发病”开始了。
按照计划，傍晚六点四十分，他在晚饭时间毫无征兆地掀翻了餐盘，米饭和菜汤泼了一地。他抱着头蹲在墙角，大声嘶吼着一些没人听得懂的词语，声音凄厉得让整个病区的护士都吓了一跳。值班医生闻讯赶来，试图给他注射镇静剂，但他挣扎得厉害，针头被折断在了地上。
六点五十分，他被四个护工合力按在床上，用约束带固定住了手脚。他依然在挣扎，脖颈上的青筋暴起，眼球布满血丝，嘴里不断地重复着三个字：“别过来……别过来……”
六点五十五分，刘主任赶到了病房。他屏退了其他医护人员，独自留在病房里，关上了门。门外的人只能听到贺行越来越激烈的嘶吼声，和家具被撞动的闷响。
七点零五分，病房里安静了下来。
刘主任打开门，面色凝重地对守在门口的护士说：“病情急性发作，常规手段控制不住了。需要转到总院的重症监护室，立刻安排转运。”
护士慌忙跑去打电话联系救护车。没有人注意到，刘主任在关门之前，对着走廊尽头的一个阴影处，几不可见地点了一下头。
那个阴影里站着赵中校。他看到刘主任的信号，满意地转身离开了。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了——贺行彻底失控了，被紧急转往总院重症监护室。这意味着，他已经被判定为“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不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而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辆呼啸着驶出营区的救护车吸引过去的时候，我背着战术背包，从封闭病房侧面的消防通道翻了出去。
营区的后门，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越野车已经等在路边。驾驶座上坐着刘主任安排的人——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据说是他早年从战场上救下来的老兵，值得信任。我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车子立刻发动，沿着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朝着两百公里外的那片废弃矿区驶去。
车子在夜色中行驶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只有车载电台里播放着低沉的民谣音乐，和窗外呼呼的风声交织在一起。月亮一直跟在我们的车窗外，时而从云层的缝隙中露出脸来，时而被遮蔽在后面，像是一只若即若离的眼睛。
晚上九点四十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越野车停在一片废弃的工业区外围。中年男人熄了火，指了指前方一片黑黢黢的山坳：“从这里步行进去，大约四十分钟。那条废弃矿道的入口在半山腰上，被灌木丛遮住了，不容易发现。头灯用红光模式，别开白光。”
我点了点头，推开车门。夜风迎面扑来，带着泥土和枯草的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金属锈味。我调整好头灯，切换到红光模式，然后背起战术背包，朝着那片黑暗的山坳走去。
走了大约十分钟，我回头看了一眼——越野车已经完全融入了夜色，看不见了。四周只剩下连绵起伏的山地轮廓，和头顶那轮明亮得不真实的月亮。
我一个人走在荒芜的山路上，脚下的碎石在鞋底发出沙沙的声响。风声在山谷间回荡，像是一阵阵低沉的叹息。我握紧了背包的肩带，加快了脚步。
四十分钟后，我找到了那条矿道的入口。
正如情报所说，入口被茂密的灌木丛遮挡着，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确切位置，就算从旁边走过也很难发现。我用折叠刀砍开那些纠缠在一起的枯枝和藤蔓，露出了一个大约一米五高的洞口。洞口黑漆漆的，散发出一股潮湿腐朽的气味，混合着矿石和霉菌的味道。
我蹲在洞口，打开头灯，向里面照了照。矿道很深，灯光照不到尽头，只能看到几米之内斑驳的岩壁和腐朽的木支架。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上面有一些新鲜的脚印——有人在我之前来过这里，而且时间不远。
我深吸了一口气，弯腰钻进了洞口。
矿道里比我想象的要宽敞一些，虽然高度有限，但宽度足够两个人并排行走。岩壁上每隔几米就有一根腐朽的木支架支撑着顶板，有些已经开裂变形，看起来随时可能坍塌。空气中的霉味越来越浓，夹杂着一种说不清的化学药剂的气味。
我沿着矿道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我停下来，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刘主任发给我的矿道地图——按照地图所示，左侧的岔路通向一个废弃的采掘面，右侧的岔路则通向一个后来人工开挖的扩展空间。
地图上用红圈标记了右侧岔路的终点，旁边写着两个字：实验室。
我收起手机，转向右侧的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