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刘主任的办公室门在自己面前合上，手里的手机仿佛在发烫。
那三十六支安瓿，那组坐标，那些被我拍下来的证据——它们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灼烧着我的掌心。但我不能现在就用它们。时机未到。
我需要确认一件事。
我转身走向病案室。值班的管理员正在打瞌睡，被我叫醒之后有些不耐烦，但一听我说要调阅心理科的旧档案，立刻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林医生，心理科的档案是单独管理的，没有刘主任签字，我不能给你调。”
“我不调原件。你帮我查一个名字就行——林越。三年前的住院记录。我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在心理科就诊过。”
管理员犹豫了一下，大概是看我态度坚决，又想到我也是本院医生，最终妥协了。他转过身，在电脑上敲了几下，然后皱起了眉头。
“有。三年前的六月到八月，林越，在心理科有过六次就诊记录。主治医生——刘建国。”
六次。三个月内，六次。
我哥在深渊行动结束之后，在失踪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曾经频繁地看过心理科。而给他看病的人，正是刘建国。
“能查到就诊记录的具体内容吗？”
“记录是加密的，我没有权限查看。只有刘主任自己能调。”
“知道了。谢谢你。”
我走出病案室，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脑子里飞速地转动着。
三年前。我哥失踪前的那段时间。他来过心理科，看过刘建国，一共六次。然后不久之后，他就“失踪”了——被宣布在任务中牺牲，遗体未能找回。
六次就诊。刘建国对他做了什么？是不是也给他用了那种叫做“清醒梦”的东西？
我闭上眼睛，努力回忆三年前和我哥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他回家吃了一顿饭，全程话很少，吃得也不多。我妈问他是不是工作太累了，他说没事，就是有点失眠。我爸叮嘱他注意身体，他点了点头，然后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我当时没听懂的话：
“小焰，你要是以后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记得往反方向想一想。”
我当时以为他是在跟我说人生道理。现在想来，那句话里藏着别的意思——他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他不能明说，只能用那种隐晦的方式告诉我：如果你觉得事情看起来是这样，那它很可能不是这样。
往反方向想一想。
如果刘建国不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是一个替人清除障碍的工具——那他的办公室里的那些安瓿，就不是用来“治疗”的，而是用来“处理”的。
处理掉那些知道得太多的人。
处理掉我哥。
处理掉贺行。
我睁开眼，掏出手机，拨通了贺行的号码。电话接通之后，我没有寒暄，直接说了一句话：
“贺行，三年前，刘建国给我哥也用了‘清醒梦’。”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贺行的声音传了过来，低沉而克制：“你怎么知道的？”
“我查到了我哥的就诊记录。三年前的六月到八月，他在心理科看过六次刘建国的门诊。然后不久之后，他就‘牺牲’了。”
“六次……那不是常规治疗的频率。常规的心理咨询是一周一次或者两周一次。六次在三个月内，频率太高了。”
“对。而且以我哥的性格，他不会主动去看心理医生。一定是有人安排的——或者说，强制要求的。”
“你打算怎么做？”
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深吸了一口气。“我要去见刘建国。当面问他。”
“林焰，你冷静一点——”
“我很冷静。”我说，“我比任何时候都冷静。你放心，我不会冲动。我只是想看看，当我把那组坐标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会是什么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