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分，我和贺行站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冷风灌进领口，但谁都没有动。
刘主任。那个每周四坐在诊室后面，戴着老花镜，温声细语地问“最近睡眠怎么样”的人。那个在贺行最痛苦的时候，用一副悲悯的神情说出“这是康复过程中的正常波动”的人。那个亲手把掺了氟哌啶醇的药片递到贺行手里、亲眼看着他吞下去的人。
“他的办公室。”我说，“现在就去。”
贺行看了我一眼，没有犹豫，转身跟着我往回走。
我们避开主楼的正门，从侧面一扇常年坏锁的消防通道摸了进去。心理科在住院部三楼，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应急灯发出惨淡的绿光。刘主任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牌上写着“主任医师·刘建国”。
门锁着。普通的球形锁，不难开。贺行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细铁丝——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准备的，也不想知道——蹲在门前捣鼓了不到三十秒，锁芯发出一声轻响，门开了。
我们闪身进去，反手带上门。
办公室不大，十来平米，一张办公桌，一排文件柜，一张检查床，墙上挂着一幅“医者仁心”的书法匾额。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和任何一个资深医生的办公室别无二致。
但我知道这里一定藏着东西。
我径直走向办公桌，拉开抽屉。抽屉里整齐地码放着病历档案、处方笺、文具和一些私人杂物。我快速地翻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贺行则在检查文件柜。他一格一格地打开，用手电筒照着里面的文件，仔细查看每一份档案的标签。几分钟后，他低声叫了我一声：“林焰，过来看。”
我走过去。他指着文件柜最下面一层——那层放的不是文件，而是一排看起来像是教学模型的塑封盒子。盒子上贴着标签：“神经系统解剖模型”“脑干结构示意”“突触传导演示”……看起来都是些医学院常见的教学用具。
但贺行把其中一个盒子抽了出来，递到我手里。盒子入手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它的重量和体积不成比例。一个塑料教学模型，不应该有这么沉。
我翻到底部，仔细查看封口的边缘。封装得很严密，但在一处边角，有一道几乎看不出来的二次封合痕迹——这个盒子被人打开过，又重新封上了。
我向贺行要了那把折叠刀，沿着那道痕迹小心地划开封口，掀开盖子。
里面没有模型。
取而代之的，是三排整齐码放的小型玻璃安瓿。每一支安瓿里都装着无色透明的液体，在应急灯昏暗的光线下折射出微弱的光泽。安瓿的标签上印着一行编号和两个汉字：“清醒梦”。
我拿起一支安瓿，对着光仔细观察。液体的性状看起来和水没有区别，但那两个字让我后背一阵发凉。
“清醒梦”——这不是一种睡眠状态的名字。在军事医学领域，它是一个代号。一种实验性化学制剂的代号。根据我之前在某份解密资料中看到过的只言片语，这种制剂能够在不影响意识清醒度的前提下，诱导出高度逼真的幻觉体验，同时削弱受试者对现实和幻觉的辨别能力。
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制造“可控精神错乱”的药物。
而刘主任的办公室里，藏着三排这样的东西。
我把安瓿放回原处，重新盖好盒盖，把它放回了文件柜里。然后我直起身，和贺行对视了一眼。
“他知道你会来找他。”贺行低声说，“这些东西，他还没来得及转移。”
“或者他根本没打算转移。”我说，“他觉得自己的位置足够稳固，没有人会怀疑到一个心理科主任的头上来。”
贺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们得把这些东西带走。这是证据。”
“不行。如果东西不见了，他会立刻意识到有人动过他的办公室。我们会打草惊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