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病房的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每次限一人，限时十五分钟。我作为主治医生，拥有不受此限制的进出权限，但为了不让别人起疑，我刻意控制着自己去看他的频率——一天一次，最多两次，每次待不超过十分钟。
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会带上病历夹和听诊器，一副例行查房的架势。病房里有监控摄像头，走廊里有巡逻的护士，我不能表现出任何超出医患关系的关心。
但在这层刻意的疏离之下，只有我知道他在伪装。
第一天，我去查房的时候，他正盘腿坐在床上，低着头，用手指在被子上无意识地画着圈。看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眼神空洞地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口水——那是他刻意做出来的表情，用来应付头顶那台监控摄像头的。
我用余光扫了一眼摄像头的指示灯——红色的，正在录制中。
“今天感觉怎么样？”我在床边坐下，翻开病历夹，用正常的音量问道。
他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
我借着翻页的动作，把一张折好的小纸条压在病历夹下面，推到他手边。他垂着眼帘，手指不动声色地将纸条拢进了掌心里。
我合上病历夹，站起身来。“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你。”
他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我走出病房，带上门，和走廊里的值班护士打了个招呼，然后离开了封闭病区。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那张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字：“赵已上钩，按计划行事。”
第二天，我去查房的时候，贺行看起来比前一天更“糟糕”了。他蜷缩在床角，抱着膝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声音很轻，听不清楚。我走近了一些，俯下身去听，才勉强辨认出他在重复一个词：
“锚点……锚点……锚点……”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病房里的监控摄像头收音器捕捉到。我直起身，在病历上记录了一笔：“患者出现刻板性言语重复，内容涉及不明词汇，疑似与既往创伤经历相关的妄想内容。”
然后我低下头，看着他那双看似涣散的眼睛，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音量说了一句：“演得不错。”
他的嘴角几不可见地动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那副木然的表情。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模式。我扮演着一个尽职尽责但对病情束手无策的主治医生，他扮演着一个逐渐滑入精神深渊的退役军官。我们的交流藏在一句句例行公事的对话背后，藏在一次次看似不经意的眼神交汇之中。
他会在查房时用手指在床单上画出只有我能看懂的符号——那是我们约定好的暗号：一个圆圈代表“安全”，一个三角形代表“有情况”，一个叉号代表“紧急”。
连续五天，他画的都是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