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三天里，贺行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大楼。他白天坐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晚上就蜷在走廊的长椅上凑合一夜。护士劝他回去休息，他不听；顾城打电话来骂他，他也不听；甚至连赵政委亲自出面，他也只是沉默地摇头。
“我不走。”他只说了这两个字，语气平静，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第三天下午，我终于被批准出院。后脑的伤口已经拆线，脑震荡的症状也基本消失，医生说回家休养即可，定期复查。我收拾好东西，走出住院部大门，看见贺行站在门口的台阶下等我。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背挺得很直，但眼底的青黑和消瘦的脸颊出卖了他的疲惫。
“走吧，车在那边。”
他接过我手里的袋子，转身走在前面。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这三天，他几乎没有合过眼。我半夜醒来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坐在椅子上，目光定定地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回到营区之后，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贺行变得更加沉默了。他依然每天来治疗室报到，依然按时换药复查，但他说话变少了，笑容也变少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目光落在我身上，像是在确认我还好好地活着。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他对我受伤的后怕反应，过几天就会好。但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他的状态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他开始失眠。
不是那种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失眠，而是根本不睡。据顾城说，他连续几天晚上都在训练场上跑步，跑到筋疲力尽才回宿舍，但回去了也不睡，就坐在床边发呆，一直到天亮。
他开始回避人群。
以前他虽然话不多，但至少会参与队里的集体活动。现在他连食堂都不怎么去了，总是等大家都吃完了才一个人去打饭，或者干脆让我帮他带回来。
他开始反复确认我的安全。
每天早中晚三次，他会准时出现在我的治疗室门口，不进来，就站在门口看我一眼，确认我在，然后转身离开。有时候我在忙别的事情，不在治疗室，他就会到处找我——卫生所、宿舍、食堂、甚至厕所门口——直到找到我为止。
有一次我在宿舍午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发现窗外站着一个人。我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是贺行。他站在我宿舍楼下的那棵梧桐树旁，仰着头，看着我的窗户。我拉开窗帘，朝他挥了挥手。他看见我，僵硬的表情松动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他叫到了治疗室。
“贺行，我们需要谈谈。”
他坐在我对面，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落在桌面上的某一个点，没有看我。
“你这段时间的状态，我很担心。”
“我没事。”
“你有事。”
我往前探了探身子，试图让他的目光与我对视。“贺行，我是你的医生。你的状态好不好，我看得出来。”
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疲惫，有挣扎，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痛苦。
“林焰，我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