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曾给陆沉写过两封信的中学生正在上课。
他的数学老师拿着报纸走进教室，把讲台上的三角板和粉笔推到一边，把报纸摊开，对全班学生说：“今天不讲新课，今天我们读一篇文章，关于一个人，他今年只有十几岁，但他解决了一个全世界所有科学家加在一起都没能解决的数学难题，他叫陆沉。”
教室里安静下来，坐在后排那个曾经写信说自己成绩不好但喜欢拆收音机的男生，把腰杆挺得笔直，眼睛亮得吓人。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离报纸上那个名字，并不远。
大洋彼岸，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那位在彼得罗夫斯基年会上提议定名的老院士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从中国寄来的《人民日报》复印件。
他的秘书帮他翻译了评论员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念给他听：“他用一支铅笔，把中国数学的名字写进了世界的版图。”
老院士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上，抽出一本厚重的年鉴，翻到PDE里程碑那一页，用钢笔在1994这一行的旁边，亲手补上了一行手写的英文：“谢苗诺夫-陆沉解，发现者：陆沉（中国）。”
当天傍晚，陆沉在联合平台的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份《人民日报》复印件。
他把报纸摊在桌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窗外是BJ初夏的晚霞，胡同里传来邻居家炒菜的滋啦声和收音机里的京剧，白杨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林知夏从实验室出来时，办公室里只剩陆沉一个人。
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份报纸，手里攥着那块从川南带回来的石头。
他的目光落在评论员文章的那行字上：“少年强，国强”。
他把报纸合上，拿起铅笔，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
林知夏问他：“你不去吃饭，”
陆沉说：“先写几行。”
“写什么？”
陆沉没有回答，但笔已经动了，写完之后，他搁下笔，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的北京城正渐渐沉入夜幕，远处电报大楼的钟声穿透晚风传来，沉甸甸地响了七下。
他手里的石头被攥得温热，和几年前在川南山洞里捡起它时一样温热。
——
《自然》杂志的记者是在两天后到的。
一个名叫凯瑟琳·霍普金斯的女记者，四十岁左右，栗色短发，戴一副金属框眼镜，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博士出身，转行做了科学记者，在《自然》干了十一年，以采访风格犀利著称。
她的准备工作做得极其充分。
来BJ之前已经读完了陆沉发表过的全部论文，包括那篇十四岁时写的六页《数学学报》文章，也包括谢苗诺夫方程那三十六页预印本。
她还请剑桥大学数学系的一位教授给她开了三天小灶，专门讲谢苗诺夫方程的来龙去脉，就是为了采访时不被专业术语挡在门外。
采访安排在北大一间小型会议室里。
一张圆桌，四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华罗庚的黑白照片，窗外的银杏树正是最旺的时候，金色的叶子铺满了窗台。
凯瑟琳来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希望采访是一对一的，不带助理，不带翻译。
陆沉同意了。
凯瑟琳到的时候，陆沉已经在会议室里了。
他还是穿着那件蓝色工装，帆布包放在脚边，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白开水。
凯瑟琳伸出手，用一句提前练习过的中文说了“你好”，然后切换回英语。
采访从上午九点持续到十一点半。
凯瑟琳的提问风格确实犀利，但犀利的不是措辞，而是角度。
她很少问“是什么”。
她总是问“为什么”。
“陆先生，您解谢苗诺夫方程的时候只有十六岁，国际上有人质疑说，这个年龄不可能独立完成如此复杂的数学工作，是否存在团队合作未署名的情况？”
“谢苗诺夫方程的核心难点在于高维空间中的边界条件定义，我在两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已经证明了非标准傅里叶级数在高维的收敛性，那篇论文是独立署名，把那个框架推到谢苗诺夫方程上，这一步不需要团队。”
“您提到了两年前的那篇论文，十四岁独立发表被《数学学报》接受的学术论文，这在西方数学界也是极其罕见的，您的数学启蒙来自哪里？”
“来自钱老。”
凯瑟琳沉默了两秒。
她没有追问“钱学森教了你什么”，而是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您的研究经费来自哪里？据我了解，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在九十年代初期仍然非常有限。”
“我的主要经费来自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联合培养拨款，以及中科院半导体所的合作项目，经费确实不多，但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