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沉接过来一看，图纸上什么建筑结构都没有，只有一个公式，一个他认得的公式，扩频增益的理论上限。
然后他就醒了。
飞机正在下降，舷窗外的云层散去，下面是一片灰扑扑的华北平原。
田埂把大地切成一块一块的方格，从高空看下去像一张巨大的芯片版图。
顾小北在旁边翻着一本日文杂志，程峰和张所长靠在椅背上张着嘴睡得正香。
林知夏在过道另一侧整理东京谈判的纪要。
陆沉坐直了，把梦里那个公式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从帆布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了几个字。
BJ以一场沙尘暴迎接他们回来。
四月的风从内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卷着黄土高原的沙尘，把整个北京城糊成一片昏黄。
街上的行人用手帕捂着口鼻，骑自行车的人眯着眼睛往前蹬，路边的杨树被风吹得弯成一张弓。
季总工派了一辆老旧的上海牌轿车来机场接人，车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黄沙，司机用袖子擦了擦挡风玻璃，擦完不到五分钟又落满了。
“这天气，”程峰钻进车里的时候呛了一口沙子，“在东京待了几天，回来就给我上眼药。”
林知夏和顾小北一人拎着一袋在成田机场免税店买的东西。
不是化妆品也不是电器，是满满两袋日本半导体公司的公开技术手册和产品目录，沉得把塑料袋的提手都坠变形了。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师傅，姓胡，在电子工业部开了十几年车，和张所长是老熟人了，什么领导也都拉过，但这回拉的是四个年轻人。
其中那个穿蓝工装的据说今年才十六。
胡师傅一边打方向盘一边从后视镜里看了陆沉一眼，没看出什么三头六臂来。
“同志，回实验室？”他问。
“回实验室，”陆沉说。
车子在风沙里穿行，路过长安街的时候，天安门城楼的轮廓在沙尘里若隐若现，像一幅被砂纸打磨过的旧画。
街上的人行色匆匆，有个卖糖葫芦的老大爷一手举着插满糖葫芦的草把子一手捂着帽子，风把他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但他站得很稳，像一棵老树扎在路边。
实验室，方磊等人在门口等着。
“老陆！”方磊喊了一声。
陆沉朝他点了点头，像是昨天刚见过面一样。
方磊迎上去，本来想拥抱一下，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改成了一个略显别扭的握手。
“成了？”他压低声音问。
在电话里他已经听说了邮政省会晤的结果，但还是想亲耳听到。
“成了，”陆沉说。
方磊攥着他手的力道一下子加大了，使劲晃了两下才松开。
他没再问别的，因为他看到陆沉的眼睛底下黑眼圈还在，比走之前更深了一层。
何巍把那张“欢迎陆沉同志”的纸片举到面前，脸有点红。
他本来准备了一大段话，什么“你在东京为国立功我们都特别激动”，结果到了嘴边全忘了，憋了半天只说了三个字：“陆老师。”
陆沉看了他一眼，伸手把那张坐标纸接过来，折好放进帆布包里。
“字写得不错，是王雪松写的吧。”
何巍愣了一下，猛点头。
王雪松在后面推了推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耳根子微微泛红。
顾小北开始给大家分发从日本带回来的礼物。
给方磊的是日本电子情报技术协会最新一期的《半导体技术白皮书》，方磊接过来翻了翻，里面夹着一张陆沉手写的批注。
给何巍的是早稻田大学信息通信工学科的课程大纲和一套习题集，林知夏在会上跟对方教授要的。
何巍捧着那本习题集，表情像是在看一封战书，眼睛里的光比示波器屏幕还亮。
给王雪松的是一本东京神保町旧书店淘来的英文原版《信号检测与估计理论》。
扉页上盖着一枚泛黄的藏书章，印着“昭和三十八年·东京工业大学图书室”。
王雪松翻开扉页，手指从那个藏书章上轻轻摸过去，摸了大概五秒钟，把书合上，放进了随身背的帆布袋里，放好之后又拉上了拉链。
“昭和三十八年是1963年，”他说。
没人接话，因为都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这本书跟信号检测理论的发展史基本同步，作者在序言里写的第一个例子，是雷达操作员在杂波里找飞机信号，1963年，全世界做这个方向的人不超过两百个。”
王雪松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现在我们在做TD的智能天线波束赋形，也是从杂波里找信号，三十年，从两百个人变成我们课题组五个人。”
程峰在旁边听着，忽然插了一句：“你这话说的，好像咱们课题组比全世界的两百个人都厉害。”
“不是比他们厉害，”王雪松把眼镜戴好，看了他一眼，“是踩在他们肩膀上。”
顾小北给季总工和谢尔盖也带了东西。
给季总工的是一个日本产的陶瓷封装样品盒，里面嵌着十二种不同规格的陶瓷封装壳，最小的比芝麻粒还小。
给谢尔盖的是一瓶日本威士忌和一个新的笔记本，封面是黑色硬皮的，比他那本旧报纸糊封面的结实得多。
至于耿大姐的，顾小北在成田机场买了一整箱日本方便面，各种口味一样一包。
“耿大姐说了，她这辈子没吃过外国的方便面，得尝尝。”
方磊看了那箱方便面一眼：“你拎着这玩意儿过海关，海关没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