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夏的声音很平，像在做学术汇报，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人，“NTT和富士通的联合评估组给出了一个判断，如果中国标准在亚洲率先落地，东南亚市场会在三到五年内全面转向中国标准。”
“日本人也怕？”顾小北问。
“他们不是怕标准本身，”林知夏摇了摇头，“他们是怕标准输出这个模式被中国走通。”
“日本人搞了几十年，自己的PHS标准都没能走出国门，如果他们发现中国有能力把标准往外推，整个亚洲通信产业的地缘格局就得重写。”
何巍从黑板前面转过身来，手里的粉笔还没放下。
他今天在黑板上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公式，从信道编码推到频谱效率，推了整整三块黑板。
“所以，”他说，“他们不是反对我们的技术，是反对我们坐在这张桌子上。”
没人接话。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制定规则，是这块蛋糕最甜的部分。
谁动了这部分的利益，谁就是动了所有人的蛋糕。
高通、爱立信、诺基亚、NTT，这些巨头之间可以彼此打得头破血流，但那是在他们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之内。
现在卖鞋子、袜子的中国居然也要伸手去碰那块蛋糕。
会议室的门又被推开了，季总工探进半个身子，手里拿着一张传真纸。
“电子工业部转来的，”他的脸色不太好看，“日内瓦那边要求我们在三十天内提交完整的技术论证报告和互操作测试数据。”
“三十天？正常流程是九十天。”
“这不合规矩，”王雪松皱眉。
“规矩？”季总工苦笑了一下，“规矩是人家定的。”
传真纸在桌上摊开，上面的条款密密麻麻，每一条都像是在合法合规的措辞下藏着一把钝刀。
三十天的窗口期，意味着他们根本来不及做完整的互操作测试，更来不及组织技术团队答辩。
谢尔盖拿起传真纸看了一遍，放下，又看了一遍。
“1990年在明斯克，”他突然开口了，声音很平静，“苏联通信部也搞过一个自己的标准，叫SK-90。”
“技术上没有问题，不比西方的差，后来西方也是这么搞的，先卡你流程，再卡你时间，最后用一个技术不成熟的结论把你挡在门外。”
“后来呢？”何巍问。
“后来苏联没了，SK-90也没了，”谢尔盖把传真纸放回桌上，“所有的技术文档、测试数据、原型机，都堆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去年我去看过一次，门锁锈死了，窗户玻璃碎了一地，里面的东西全泡了水。”
他顿了顿，看着陆沉。
“我们不是苏联。”陆沉把传真纸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
何巍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一步，他知道陆沉要写字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正前方挡着。
陆沉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条横线。
“这里是三十天。”
他又在横线上方画了一个点。
“这里是我们现在的进度。”
他转过身来。
“七天，”他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像是在称它的分量，“够了。”
“互操作测试，方磊带程峰，去上海贝尔的实验室做，他们有一套GSM的测试基站，可以拿来当对照。”
“频谱效率论证，何巍和王雪松，三天之内把数学模型做完，五天内出仿真结果。”
“信道编码的抗干扰测试交给我和林知夏。”
“谢尔盖老师，工艺数据那边……”
“我已经整理好了，”谢尔盖严肃道：“封装的热稳定性、电源抑制比、时钟抖动，全部可以拿出来当支撑数据，不是三十天的数据，是我过去二十年的数据。”
陆沉点头。
果然如预计那样，七天后全部论证材料装订成册。
封面上的标题是王雪松用毛笔写的，字不算好，但每一笔都很认真。
“TD-SCDMA技术论证报告”。
报告的最后一页，是陆沉加的附注，只有一行字：“本报告所列测试数据，均可在第三方实验室复现。”
这是整个论证材料的底线，也是最硬的骨头，而这次日内瓦之行，陆沉不打算去了，他准备带着课题组去上海放松放松。
——
国际电信联盟的会议室在万国宫三层，窗户正对着日内瓦湖，湖面上白帆点点，一群海鸥绕着湖边的钟楼打转。
会议长桌两侧坐满了人，左边是美方代表团，高通、摩托罗拉、AT&T的副总裁们西装革履，每个人面前摆着一杯没动过的咖啡。
右边是欧洲代表团，爱立信和诺基亚的几位技术董事坐成一排，身后是GSM协会的秘书长，一个头发花白的瑞士人，整个上午都没说一句话。
中方代表团的席位靠后，桌上摆着两面小旗。
代表团团长姓郑，是邮电部科技司的副司长，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开会前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调整了三次领带。
他旁边坐着两位技术专家，都是从计算所借调过来的，手边放着厚厚一摞技术文档，封面上印着“TD-SCDMA互操作测试报告”。
郑司长今天早上出门前，收到了国内发来的一份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