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门口已经停了两辆车，一辆是医院的急救车，一辆是黑色的公务车。
门口的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路灯还是那盏旧路灯，但院子里透出来的灯光今晚看起来格外凝重。
秘书领着陆沉穿过院子，推开书房的门。
书房里的陈设和陆沉上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一面墙的书架，一张老式写字台，几把藤椅，墙上挂着钱老自己写的那幅字。
但藤椅上没有人。
钱老躺在书房里间的一张医疗床上，身上盖着一条军绿色的毛毯，鼻子上插着氧气管。
床边站着两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和一位护士，心电监护仪的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波形，每一次跳动都牵动着房间里所有人的呼吸。
听到脚步声，钱老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依然锐利，像两颗淬过火的钉子。
只是钉子周围的铁锈比上次见面时更多了。
他看见陆沉，嘴角动了一下，算是一个笑。
他抬起右手。
那只手枯瘦得像冬天的树枝，手指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墨迹。
朝陆沉招了招。
“来了，”钱老的声音很轻，但咬字依然清晰，每一个音节都用上了一个科学家毕生习惯的精确。
陆沉走到床边。
他没有坐下，而是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钱老的视线平齐。
“钱老，我回来了。”
“我知道，”钱老吸了一口氧，胸膛起伏了几下。
他目光从陆沉的脸上移到了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上，又从夹克衫上移回到脸上，“我都听说了，昨天部里专门送了一份简报过来，把你这个月的行程从头到尾列了一遍，我让秘书念了三遍。”
他顿了顿，喘了口气。
“简报最后一段，写你在万国宫说的一句话——中国人不做通信领域的技术殖民地。这句话，比大会报告的分量重。”
陆沉的喉咙动了一下。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他说。
钱老看着他，沉默了片刻。
监护仪的嘀嗒声在安静的房间里一下一下地响着，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倒数。
“你知道我最欣慰的是什么吗？”钱老的声音忽然轻下来，轻到只有蹲在床边的陆沉能听见，“不是你拿回来的金牌和订单，是你回来之后说的这句话，你没有把这些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你把功劳归给了他们。”
他伸出手，放在陆沉的头上。
那只手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
“我搞了一辈子科学，但我一直认为，科学的本质不是数据，不是公式，不是论文。”
“科学的本质是人，什么样的人在做科学，为谁做科学，做出来的科学用在什么地方，这些比科学本身更重要。”
“今天我放心了，因为你这个孩子，心里装着别人。”
陆沉低着头，没有说话。
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某种压在胸口太久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碎裂。
他用手背飞快地蹭了一下眼角，动作极其隐蔽，但在场所有人都看见了。
“阶梯计划第二阶段，准备得怎么样了？”钱老收回了手，声音恢复了那种工程师特有的干脆。
“框架已经搭好了，认知流模型2.0的数学基础在苏黎世做了验证，怀尔斯说他在费马证明中卡住的那个地方，可以用流形测地线替代群表示里的单一路径。”
“SCDMA标准白皮书初稿写完了，年底去东京和PHS阵营谈互操作接口。”
“南园一号的量产在爬坡，华晶的产线已经满负荷了——长虹那边，锦江一号彩电芯片也在跑最后一个季度的可靠性验证。”
钱老听着，点了好几次头。
每点一次，他嘴角的弧度就深一分。
“童维桢呢？那个在烟盒纸上写算法的童维桢——他现在在哪？”
“在深圳南园村，开了一家旧书店，我给他订了来BJ的火车票，他说想亲眼再看看BJ。”
“好，”钱老转过头，对秘书招了招手。
秘书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个信封交到陆沉手里。
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里面沉甸甸的。
“这封信，帮我亲手交给童维桢同志，”钱老说，“这是我欠他的。”
“三十年前他是分布式计算课题的负责人，我是评审组的组长，当时我说他的课题不切实际，把申请书打回去了。”
“不是因为他水平不行，是因为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条件让他做，后来课题解散，三十年了，我把这声对不住压在心里三十年。”
监护仪忽然发出一声急促的鸣叫，又恢复了平稳。
医生往前走了半步，被钱老挥手制止了。
“你跟他说，他不是一个人，从来都不是。”
陆沉双手接过信封。
信封上写着六个字——“童维桢同志启”。
钱学森的笔迹，苍劲有力，力透纸背。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放进口袋里，手在口袋外面按了按。
钱老靠在枕头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像是完成了一件搁在心里太久的事，整个人松弛了下来。
他重新睁开眼睛，目光落在陆沉脸上。
“陆沉，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