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几年前在旧金山公寓阳台上看着太平洋月光的夜晚，觉得自己写的代码没人用。
现在他的调度模型跑在了TD-SCDMA基站控制器的底层，每一帧信号都要经过他设计的任务队列。
老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等这批片子跑完，我请你喝酒。”
飞机上，后座的林知夏仍在工作。
头发随便盘了个髻，用一支铅笔别住。
她闭眼休息时，眼睛忽然湿了。
从麻省理工的自适应滤波研究到与陆沉在BJ外文书店相遇，再到预警机雷达信号的抗干扰对消算法，再到TD物理层的联合检测与智能天线。
她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容易。
她取下盘头的铅笔，想起那年在这家书店踮着脚尖去够一本信号处理期刊的画面，忽然觉得那双脚好像终于踩到了地上。
而在千里之外的埃因霍温，时差的关系让范德贝克比所有人都晚一步。
他是被亚太区的紧急电话从周末午睡中叫醒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克制，汇报了日内瓦的投票结果。
他穿着睡袍坐在床边，把话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一边听一边拿起床头柜上的老花镜，翻开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内部评估报告。
报告里预测了很多种可能的情形，从标准推迟到技术否决，从专利反诉到市场孤立。
唯独没有“中国方案获得通过”这一页。
他把报告翻到最后，发现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他想起来了，这页是他亲自让人删掉的。
当时的判断是“发生率小于百分之五”。
现在那百分之五变成了百分之百。
他把话筒挂回去，没有立刻起床。
窗外荷兰的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打在落地窗上连声响都没有。
他靠在床头，想了很久，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亚太区销售总监的号码，拨了两次都占线，第三次才接通。
他只说了一句话，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从现在开始，所有与中国市场相关的决策，不管多小，先报到我这里。”
中午，陆沉沿着长安街走回住处，路过电报大楼时，整点钟声正好敲响。
钟声沉甸甸地荡开，越过红墙和槐树，越过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传得很远很远。
他停了一瞬，继续朝家里走去。
陆庆国在门口探出头来，棉袄还没系扣子，叼着半截烟卷。
他身后是厨房里飘出来的饺子馅的香气——猪肉白菜，李秋萍从昨晚就开始剁的馅。
陆沉转过身，把文件举起来，有雪落下。
纸面上，洇湿了那个烫金的ITU徽标。
陆庆国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知道儿子这些年忙的是什么。
他扭头冲屋里吼了一嗓子，声音大得把梧桐树上的雪都震下来一蓬，“你儿子又搞出大事了！”
李秋萍举着锅铲从厨房里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
她接过那份文件，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认得上面那个红色的章。
她把文件贴在胸口，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转身走回厨房，锅铲搁在灶台上，背对着门，肩膀轻轻抖着。
回到房间已经是傍晚，陆沉把帆布包往床上一扔，鞋都没脱就倒在枕头上。
从苏黎世到到日内瓦，再到BJ的十二个小时飞行，加上在法兰克福转机时那一场莫名其妙的检查，再加上下了飞机之后在出站口被围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身体终于开始抗议了。
他闭上眼睛，意识像一块石头沉入水底。
不知道睡了多久。
可能是几个小时，也可能是十几分钟。
房间里的光线从昏黄变成了全黑，窗外中关村的灯火零星地亮着，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他听见有人在敲门。
敲门声很轻，但节奏急促。
陆沉睁开眼睛，翻身下床。
打开门，门外站着刘建国。
这个在苏黎世旅馆门口挡在灰色轿车面前面不改色的国安干警，此刻的表情让陆沉心里一沉——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结，嘴唇抿得发白，手里的车钥匙还来不及收进口袋。
“陆工，钱老情况不太好。车在楼下，穿上外套跟我走。”
陆沉没有问任何问题。
他转身抓起椅子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蹬上解放鞋，跟着刘建国下了楼。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筒子楼门口，发动机没熄火，排气管在夜风里吐着白烟。
车门开着，车里还坐着一个人——钱老的秘书。
秘书的脸色在路灯下显得蜡黄，眼眶微红，看见陆沉只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今天下午忽然呼吸困难，医生已经在家守着了。”
轿车在深夜的BJ街道上飞驰。
路上的自行车已经很少了，偶尔有一辆拉煤的卡车轰隆隆地驶过。
路灯昏黄，两旁的槐树在夜风里沙沙作响。
陆沉坐在后排，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他没有问“情况有多严重”。
因为他从秘书的表情里已经读出了答案。
他只是把后背靠在座椅上，让大脑在短暂的空白之后重新运转起来。
钱老今年八十二岁。
这个年纪放在哪里都是高寿。
但他知道钱老一直在撑着。
车拐进海淀那条安静的街道，停在那栋独门小院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