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还是一样亮，鸽子还是一样扑棱棱地飞。
他忽然想起怀尔斯送他的那支银制钢笔。
笔还在帆布包里，和童先生的笔记本放在一起。
一支写了费马大定理的笔，一本在烟盒纸上写分布式计算架构的笔记。
两样东西来自两个世界，此刻躺在同一个包里，被同一辆车载着往南走。
“陆工，你怕吗？”刘建国从前排副驾驶座上转过头来问。
陆沉收回目光。
“刘处，你知道童先生当年是什么环境吗？”他顿了顿，“那时候没有人保护他，没有人给他经费，没有人告诉他你的研究很有价值，他只是在黑暗里自己点了一根火柴，我现在比他已经好了一万倍，怕什么。”
从苏黎世到日内瓦，开车要穿过整个瑞士高原。
黑色奔驰沿着高速公路向南飞驰。
车窗外的风景渐渐从苏黎世的湖光山色变成了伯尔尼高地上连绵起伏的丘陵牧场，草地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木屋和悠闲吃草的奶牛。
阳光从云层的缝隙中斜射下来，照得整片山坡像一幅油画。
陆沉坐在后排翻资料。
刘建国从前座递过来一份文件夹，封面上印着电子工业部的红头，内容是关于瑞士一家叫哈斯勒的通信设备制造商的背景介绍。
这家公司在欧洲通信市场不算最大，但在短波和超短波通信设备领域有几十年的积累。
冷战时期，瑞士的中立国地位让哈斯勒得以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积累了不少独特的技术。
最近几年欧洲GSM网络建设提速，哈斯勒也想往数字通信方向转型，但核心芯片一直依赖进口。
“他们怎么知道南园一号的，”陆沉合上文件夹问。
“你在苏黎世做大会报告的时候，哈斯勒的技术总监正好在台下，”刘建国从前座转过头来，“他听完报告连夜给总部打了电话，第二天一早就通过瑞士联邦经济事务部找到了咱们使馆，说要谈合作，电子工业部那边连夜开了个会，觉得是个机会——南园一号如果能打进欧洲市场，哪怕只是瑞士一家小公司的订单，意义也不一样。”
“什么意义？”
“证明中国芯片能在欧洲过检，”刘建国说，“欧洲的市场准入标准是全球最严的，过了欧洲的检测，就等于拿到了全世界的通行证。”
陆沉点了点头，目光落在车窗外飞速后退的牧场上。
他当然知道欧洲市场准入的难度。
在前一个世界线里，中国芯片花了将近三十年才在欧洲拿到第一张规模订单。
不是因为性能不行，而是因为整个质量认证体系、环保标准、可靠性测试——每一条都是人家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门槛，你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一上来就会被这些看不见的墙撞得头破血流。
但现在不一样了。
哈斯勒主动来请，说明南园一号在大会报告上展示的性能参数已经打动了一群识货的人。
一个小时后，奔驰驶入日内瓦市区。
日内瓦比苏黎世更安静。
街道两旁是整齐的法国梧桐，树干上留着冬天修剪过的整齐疤痕。
哈斯勒公司总部设在日内瓦湖畔一栋低调的灰色大楼里，门口没有显眼的招牌，只在大门侧面嵌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公司的名字和成立年份——1922年。
七十多年的老店，外观比华为坂田基地那些新建的厂房要低调得多，但走进去之后，每一处细节都透出一种积累了几十年的工业底蕴。
会议室在四楼。
椭圆形的长桌，深色胡桃木桌面，墙上挂着几幅瑞士风光摄影。
窗外就是日内瓦湖，湖面上白帆点点，几只天鹅在湖边的芦苇丛里梳理羽毛。
哈斯勒方面来了五个人。
为首的是技术副总裁施密特博士，五十多岁，白发剪得极短，说话带着瑞士德语区特有的硬朗口音。
旁边是技术总监马丁。
就是那天在苏黎世听报告的中年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是大学教授而不是企业高管。
还有三位工程师，每人面前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厚厚的测试规范文件。
寒暄很简短。
施密特开门见山：“陆博士，马丁从苏黎世带回贵方芯片的参数令人印象深刻，一百兆赫主频、三纳秒以内的信号处理延迟、满负荷运行不到五十度的散热表现。”
“这些数据如果属实，对哈斯勒正在开发的新一代数字通信基站非常关键。”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推到陆沉面前。
“这是欧洲电信标准协会最新的设备入网检测标准，GSM基站的信号处理芯片要通过这份标准里的全部测试项目，包括电磁兼容、温湿度循环、振动冲击和长期可靠性老化测试。”
“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指标和测试方法，最严苛的是老化测试，需要在八十五度环境温度下满载运行两千小时，性能衰减不超过百分之五。”
施密特顿了顿：“南园一号能过吗？”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张所长坐在陆沉旁边，手心又开始出汗。
他是计算所的老所长，不是半导体工艺的专家，但他在这个行业泡了几十年，太清楚欧洲标准的分量了。
八十五度满载两千小时。
这个测试条件放在1993年，连美国德州仪器都不敢拍胸脯说一定能过，何况一颗几个月前刚流片成功的中国芯片。
陆沉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检测标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目光在老化测试的条款上停留了几秒钟。
然后他把文件轻轻合上，抬起头看着施密特。
“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