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所长，”陆沉把面包掰成小块泡进牛奶里，“今天几号？”
“五号，怎么了？”
“没怎么，”陆沉端起碗喝了口牛奶，目光扫过窗外。
灰色轿车还在，驾驶座上的两个人从昨晚换班之后就没挪过位置。
瑞士牌照，但开车的人戴着墨镜，坐姿太端正了。
不是普通司机的端正，是受过训练的那种。
吃完早饭，陆沉上楼收拾行李。
他的帆布包已经用了一年多，军绿色的布料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边。
包里装着童先生寄来的笔记本、怀尔斯送的那支银制钢笔、大会组委会发的优秀报告证书、几件换洗衣服。
他把东西一样样码好，拉上拉链。
刚拎起包准备下楼，走廊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
不是张所长的脚步。
张所长走路拖沓，鞋底磨着地板沙沙响。
这个脚步轻而稳健，是皮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节奏均匀，像走惯了使馆和会议室的人。
陆沉的手停在门把手上，没动。
脚步声在他门外停住，然后是两声轻轻的敲门。
“陆先生？打扰了。”
陆沉拉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人。
一个穿深蓝色西装，金发碧眼，就是那天在会场门口递名片被他当面拒绝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高级项目主任，名片上印的名字是理查德·米勒。
另一个是亚洲面孔，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西装比米勒还贵一个档次，嘴角挂着一丝训练有素的微笑，但那笑容只停留在嘴角，没到眼睛。
“又见面了，”米勒笑得彬彬有礼，“能耽误您几分钟吗？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米勒看了一眼走廊，往前凑了半步，压低声音，语气像是在分享一个不该被外人听去的秘密：“我们基金会连夜开会讨论了您的认知流模型报告，坦率地说，这个方向非常有价值，我们愿意为您提供一份特别的研究基金，额度是这个数。”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递给陆沉。
陆沉展开看了一眼。
七位数。
美元。
1993年的七位数美元是什么概念？
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将近一亿。
在人均工资不过几百块的年代，这个数字足够让任何人倒吸一口凉气。
米勒显然也期待着他惊讶的表情，微微偏着头，嘴角已经提前挂上了准备接受感激的笑容。
陆沉把那张纸折回去还给米勒，表情纹丝不动。
“条件？”
“很简单，来美国工作，加入我们的实验室，您的团队、设备、经费，全部由我们负责安排，绿卡和签证今天就能办，您只需要在这里签个字——”米勒从助手手里接过一份文件，“所有手续我们搞定，苏黎世飞纽约的航班今晚就有一班。”
陆沉没有接那份文件。
“米勒先生，上次我回答得很清楚了，我的项目在中国，我不去美国。”
米勒的笑容终于收起来了。
他把文件放回助手手里，用一种更低沉、更慢的语调说：“陆先生，我希望您再认真考虑一下，认知流模型的潜力，您在报告里已经展示得很清楚了，这样的技术，应该留在最先进的平台上，中国目前的计算基础还不够完善。”
“您回去之后，至少要等十年才能把理论变成产品，而在美国，明年就能做到，您是一个科学家，应该知道环境对科研的意义，好种子也要有好土壤。”
“环境？”陆沉看着他，“米勒先生，我的研究用的每一行代码都是在中国一台老旧的曙光一号上跑出来的，核心算法是一个在牛棚里用烟盒纸写出来的中国人留下的，你们说的环境，是指哪一部分？”
米勒哑了一下，脸色变了变，不再有那种礼貌的笑意。
气氛微微收紧，像一根看不见的弦被拧了一下。
这时候走廊另一端传来一阵响动。
张所长拎着两个行李箱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身后还跟着两个人。
一个是使馆的工作人员，陆沉入住第一天来送过洗漱用品，话不多，做事利索。
另一个是中年男人，穿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看上去像国内某高校的访问学者。
“陆沉，车备好了，”中年男人走上前一步，朝米勒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陆沉，“日内瓦那边还有一场商务谈判，临时加的行程，咱们得提前出发。”
“什么谈判？”米勒下意识地问。
中年男人很自然地转过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预报：“几家通信设备制造商，想谈南园一号在欧洲的授权合作，商业机密，不好意思，不能细说。”
米勒的脸色终于彻底变了。
他的嘴角还挂着礼貌的弧度，但眼睛里已经没有半点笑意。
他侧身让开半步，目光追着陆沉下了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