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先客套地感谢组委会和主办方，也没有低着头念稿。
他扫了一眼台下，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各位，我今天不讲定理，我讲一个故事。”
台下的人互相对视了一下。
“1980年，我两岁，”陆沉的声音平稳而清晰，“那一年美国IBM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基于RISC架构的个人计算机，同年，英特尔发布了8087数学协处理器，每秒可以进行五万次浮点运算，在当时的中国，最先进的计算机是DJS-130型，每秒运算五十万次，整数运算，浮点运算需要软件模拟，效率只有硬件的几十分之一。”
他顿了顿。
“那时候中国的计算机科学家们，用着比美国落后将近十年的机器，在追赶一项几乎不可能追上的差距，有人问他们，追不上为什么还要追？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不追，就永远追不上。”
台下安静了。
有几个亚裔面孔的听众低下了头，手指攥紧了膝盖上的笔记本。
“1990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宣布研发出世界上第一颗DSP芯片，这颗芯片后来被用在通信基站、雷达、手机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信息处理方式。”
“那年我在莫斯科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DSP芯片全部依赖进口。”
陆沉翻开讲稿第一页，上面不是公式，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张泛黄的烟盒纸，纸的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铅笔字。
“1993年10月，中国的第一颗自主架构DSP芯片，南园一号，流片成功，这颗芯片的核心算法，源自一位叫童维桢的中国科学家在1972年写在一张废弃烟盒纸上的思路，从烟盒纸到芯片，走了二十一年。”
“童先生今年六十三岁，他在深圳南园村开了一家旧书店，我上个月去看他，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们那代人的任务是把地基打好，楼，你们来盖。”
他放下照片，抬起头。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代表我一个人，我代表的是那一整代人。”
“在牛棚里偷偷写算法的人，在机床边啃冷馒头画图纸的人，在简陋到我们无法想象的条件下为中国科技铺路的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论文上，成果不会获得任何奖项，但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阶梯。”
陆沉把手放在讲台上，微微前倾。
“我接下来要讲的认知流模型，就是这个阶梯延伸的一部分，从烟盒纸上的调度算法，到分布式认知计算的理论框架，这条路我们走了二十一年，今天我把这条路画出来，不是为了展示成果，是为了邀请。”
“邀请在座的各位，所有相信计算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简洁的公式。
那是认知流模型的核心方程，他从童先生的烟盒纸上继承下来、又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改造和完善的方程。
和怀尔斯那些铺满整面黑板的复杂推导不同，这个方程出奇地简洁。
简洁到台下这些见过无数漂亮公式的数学家们同时屏住了呼吸。
真正的数学之美，从来不是复杂，而是简洁。
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最深刻的规律。
陆沉拿起粉笔，开始推导。
四十五分钟，他讲了认知流模型的数学基础。
一个基于拓扑流形的分布式计算框架。
他把复杂的数学概念用最通俗的语言讲了出来：
把数据想象成水流，把处理器想象成河道。
认知流模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水流在河道里既不堵车也不绕远路，每一滴水都走最短的路径。
童先生的烟盒算法提供了调度规则，而陆沉加入的流形结构提供了全局最优解。
台下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着。
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
怀尔斯坐在第三排，笔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偶尔停下来思考几秒，然后继续记录。
他的表情从专注变成了思索，又从思索变成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兴奋。
讲到最后，陆沉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一个由几百个节点组成的网状结构，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处理单元，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数据通道。
在传统架构下，这些连线像一团乱麻，数据堵在各个节点之间互相等待。
在认知流模型下，这些连线自动排列成一个优美的拓扑流形，像一条蜿蜒的河流从源头流向大海，每一滴水都找到了最顺的那条路。
台下众多数学家看得入了迷。
在那简洁的示意图中，他们看到了数以万计的璀璨星辰恣意地闪耀着，看到了数学的美感和真理。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陆沉放下粉笔，转过身面向台下，“最后，我想用童先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
全场等着。
“1965年，童先生在华罗庚先生手下做分布式计算课题，那时候全中国只有一台电子管计算机，每秒运算三十次，他每天晚上躺在集体宿舍的行军床上想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了足够多的机器，能不能让一百台、一千台机器一起算？能不能把一个大问题切成小块，分给不同的机器，再拼回来？”
他停了一下。
“昨天我问在座的某位教授一个问题，今天我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放在这里，那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陆沉已经在收拾讲稿了。
张所长在后排站了起来，鼓掌鼓得手都红了。
旁边一个英国数学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他英语不太好也听懂的话。
“This boy is going to ge the world.”（这孩子将来会改变世界。）
报告结束后，怀尔斯第一个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