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外面，四川街的喧嚣被门板隔成了一层模糊的背景音。
店里面，只有一台老旧的吊扇在头顶嗡嗡地转着。
空气里旧书的气味沉淀下来，像时间本身在安静地发酵。
陆沉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放在柜台上。
“童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童先生没说话，等着他问。
“我在做认知流模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瓶颈，流式计算的核心在于数据流的动态调度，但现有的冯·诺依曼架构，指令和数据共用一条总线，这就是瓶颈本身。”
陆沉的笔在纸上飞快地画着，“我试过用哈佛架构的变体来解决，但仍然绕不开一个问题：当计算节点的数量超过一定阈值，调度器的复杂度会呈指数级增长，这不是硬件的问题，是数学的问题。”
童先生看着纸上那个简洁而精密的架构图，沉默了很久。
不是看不懂。
是太懂了。
这个少年画出来的东西，和他三十年前在华罗庚手下做的一个夭折的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个课题叫“分布式并行计算架构”，立项于1965年，终止于1966年。
终止的原因，不言自明。
“你这个问题，我三十年前想过。”
童先生从柜台下面翻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那台103机，每秒三十次，太慢了，慢到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能不能让一百台、一千台机器同时算？”
“能不能把一个大问题切成小块，分给不同的机器，再拼回来？”
他翻开笔记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手写公式和架构图，字迹工整得像是印刷出来的。
每一页的页脚都标注着日期——1965年3月、1965年4月、1965年5月……
“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机器，”童先生的指尖抚过那些泛黄的纸页，“连一台像样的都做不出来，所以这个课题，我只做了三个月就停了。”
他把笔记本推到陆沉面前。
“但是调度器的数学问题，我解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我在这个本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个思路，你拿去看看，或许有用。”
陆沉接过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那上面写着一个偏微分方程。
方程的形式极其简洁，但变量的定义方式很特别。
童先生没有用传统的矩阵来表示计算节点，而是引入了一个拓扑学的概念，把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映射到了一个流形上。
把分布式计算的调度问题转化为一个微分几何问题。
陆沉盯着那个方程看了整整三分钟。
三分钟后，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后退一步，朝童先生鞠了一躬。
“童先生，”他直起身，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这个思路的价值，不低于一个诺贝尔奖。”
童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个笑容很淡，却比深圳三月的阳光还要暖。
“诺贝尔没有计算机奖。”他说。
“以后会有的。”
陆沉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进帆布包里，“童先生，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阶梯计划需要您。”
这句话一出口，书店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童先生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慢慢擦着。
擦了很久。
久到陆沉以为他不会再回答了。
“我老了，”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脑子没你们年轻人转得快，能在后面帮你看看资料、提提意见，就够了。”
陆沉没有坚持。
他知道，一个经历过那十年的人，心里有些坎是过不去的。
至少现在过不去。
但他也知道另一件事。
童先生心里那团火，没有灭。
否则他不会守着这家旧书店，不会关注MIT的最新论文，不会在见到他的第一面就拿出那本压了二十八年的笔记本。
那团火只是被埋得太深了，需要有人轻轻地把它拨开。
“那我以后常来。”陆沉把柜台上的书一本本收进包里，“这些书，算我借的，看完还回来。”
“不用还。”
童先生重新戴上眼镜，拿起那本期刊，“书这个东西，放在书架上就是纸，放在对的人手里，才是书。”
他翻了一页，忽然又说了一句：“你那个阶梯计划，名字起得好，我们这代人当年在计算所，也想搭个梯子，可惜梯子刚搭了个脚，就被人拆了。”
他的目光从老花镜上方透出来，落在陆沉身上。
“你们这代人，不一样。”
陆沉站在书店门口，门铃在头顶轻轻晃动着。
巷子里的红灯笼已经熄了大半，四川街的喧嚣渐渐沉了下去。
南国的深夜，安静得像一块刚刚淬过火的钢板。
“童先生，”他说，“等阶梯计划第一阶段的验证结果出来，我请您去BJ看看。”
童先生没有回答。
但陆沉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听见柜台后面传来了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
或者说，是一口气终于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