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认真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说什么“年少有为”之类的客套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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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暴雨，蛇口工业区的路面积了半尺深的水，送货的三轮车不得不改道从宿舍区绕行。
蔡老板站在鹏程电子新盖的三层厂房的楼顶，看着楼下刚卸完货的集装箱卡车在雨里缓缓驶出大门，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对身后的技术主管老周说：“这批GP-2A的片子，从BJ出来只用了三天。”
老周点点头，没有说话。
他是从上海一家国营无线电厂跳槽过来的，干了二十年电子，见过进口芯片从香港转口被拖到半年的，见过海关扣货一扣就是两个月的，从来没见过一批国产核心芯片从BJ到深圳只用了三天。
他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拆开防静电袋，把一片巴掌大的测试板捧在手里，像捧着一块刚出炉的瓷片。
板上那颗GP-2A芯片的封装上印着他们熟悉的联合平台蓝标，右下角还有一行很小的批次号。
这是从晶圆厂出来直接进了他手里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一个香港中间商。
蔡老板的厂子不是唯一一个拿到新芯片的。
同一个月里，泉州陈厂长的收音机生产线用上了GP-2A的音频处理版本，收音机灵敏度一致性被拉到了一根直线，出口到东南亚的货柜从每月两个翻到了四个。
汕头做电子开关的陈老板把GP-2A的低功耗版本嵌进了新一代谢幕开关里，打火花的毛病彻底消除，第一批出口订单顺利过了港商的质检。
中山、佛山、顺德，好几家厂子的技术科都在加班加点地对照参数手册修改电路板布局。
珠三角的电子工业像一台被突然换了引擎的老机器，之前吭哧吭哧地抖了好几年，忽然间转速就上来了。
而这一切，都被香港那边看得清清楚楚。
香港中环，某外资银行大厦四十二层，一家全球知名半导体公司的亚太区总部就设在这里。
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维多利亚港灰色的海水和九龙半岛的天际线，但办公室里没有人看风景。
亚太区销售总监迈克尔·陈。
一个四十出头的马来西亚华人，剑桥毕业，普通话、粤语、英语、马来语无缝切换。
他正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上一季度的出货数据。
数据是用打印表格的形式呈现的，但在他眼里，那几行下降的曲线比任何图表都刺眼。
三个月前，摩托罗拉总部通过了对香港分销商的施压方案，要求所有同时代理中国国产芯片的分销商做出排他性选择。
方案执行得很顺利，鹏程电子为首的一批珠三角电子厂被切断了GP-1芯片的外部供给。
按他们的模型推演，这些依赖进口核心器件的中国组装厂会在一个季度内因缺芯而大幅减产，进而被迫重新接受进口器件的价格条款。
但模型出错了。
错的不是模型本身，而是模型的输入参数。
没有人告诉他们，在断供发生的前一个月，联合平台的晶圆厂已经把GP-2A的良品率拉到了一条可以支撑量产的水平。
更没有人告诉他们，从BJ到深圳的芯片物流通道，不需要经过任何海外关节点。
迈克尔·陈看着面前的亚太区元器件采购跟踪数据，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
跟踪数据显示，过去两个月里，珠三角地区对某个进口型号的采购量骤降了将近一半。
这不是需求在萎缩。
他手下的人上周刚去东莞和中山跑了一圈，那些厂子不仅没有停工，反而在加班加点地出货。
需求还在，但订单去了别的地方！
“他们到底用的是什么？”他问站在桌前的市场分析主管。
“我们拆了一台他们在马来西亚上架的新款电视机，”主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分析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两颗嵌在电路板上的芯片照片，“解码模块是GP-2A，连调谐器的控制单元也是同一颗，整套板子没有一颗进口芯片，性能指标，画面色彩饱和度和进口解码芯片并排对比，肉眼分不出区别，功耗还低一些。”
迈克尔·陈沉默了很久。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一艘货轮正在缓缓驶出港湾，汽笛声被玻璃隔绝了大半，只剩下闷闷的低鸣。
他忽然想起一年前，总部那边有个叫范德贝克的人，曾经在越洋电话里跟他说过一句话，“不要小看那个平台。”
他当时没当回事。
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早点当回事。
“给我接总部，”他对助理说，“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应对方案，原来的模型，用供应商锁死的模型，已经不管用了，”他顿了顿，用一种他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的语气补充了一句，“他们不是绕过了我们的供应链，他们是重新造了一条。”
——
陆沉在华为的实验室里待了整整三天。
三天里他几乎没有合眼，把万门机第四版的架构从头到尾重构了一遍。
郑宝用带着研发团队全程跟进，十几个工程师轮班倒，陆沉一个人连轴转。
到第二天晚上，余承东实在看不下去，跑到食堂给他打了一份盒饭放在桌上。
陆沉说了声谢谢，眼睛没离开屏幕。
盒饭凉了，他也没动一口。
“陆工这样不行，”余承东压低声音对郑宝用说，“别说成年人了，他一个十五岁的娃儿，三天三夜不睡觉……”
“你去劝？”郑宝用头也不抬，手里的万用表探针稳稳地点在电路板的测试点上。
余承东不说话了。
他试过劝。
第一天晚上他端了杯茶过去，刚要开口，陆沉抬头看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