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秘书说不出话了。
他点了点头，收好公文包，转身快步离去。
皮鞋声在石板路上越来越急，越来越远。
湖畔重新安静下来。
陆沉站在原地，把双手插进裤兜里。
“陆工，”警卫员终于忍不住开口，“现在……回去吗？”
“回去吧。”
陆沉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对了，”他说，“明天出门前，帮我把书房里那三本英文期刊带上，就是蓝色封面的那套，贝尔实验室出的。”
“好的。”
春节前两天，BJ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雪花从傍晚开始落，密密匝匝地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推开窗户，整个中关村都白了。
杨树的秃枝上托着一指厚的雪，自行车棚的塑料顶棚被压得微微下弯，马路上铲雪车还没来得及出动，早起上班的人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陆沉把阅览室里的工作逐一交代好。
南海海试的数据已经全部归档。
何巍带着方磊在跑新一轮的自适应框架迭代。
王雪松盯着下一代数字音频广播标准的实测反馈，周尧和程锋在整理季总工刚送来的新一批专用滤波器产线数据。
张国忠把课题组的春节值班表排好了，自己排了年三十和大年初一，说反正他家就在BJ，回家吃顿饭再回来值夜班也来得及。
春节。
陆沉想了想。
自己这几年过节的次数很少。
要么就是在攻坚，要么就是在国外。
莫斯科、海德堡、普林斯顿……每年腊月他都在不同的地方。
现在，一家人搬到BJ，陆庆国调到了电子工业部下属的闲职。
李秋萍在数学所附近的一家街道工厂找了份轻省的活，每天下班走路经过数学所门口，总要往三楼那扇亮灯的窗户看一眼。
她跟同事说那是我儿子的办公室，同事说那你儿子可了不得，她就笑，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
陆敏在北大读书，宿舍离陆沉的住处只隔了一个未名湖，每天端着饭盆在食堂碰头。
BJ已经有了一个家，但李秋萍总念叨着要回老家过年，说有很多亲戚和老友都在那边。
“BJ的冬天太干了，”她在电话里说，“老家的冬天是湿的，江风吹过来，冷是冷，但是那种冷里带着水汽，闻着舒服。”
陆庆国没她那么多话，只在旁边补了一句：“你妈的酱缸还在老屋厨房里，今年该开缸了。”
于是今年春节，一家人分了两路。
李秋萍和陆庆国带着陆敏先走一步，腊月二十三就坐火车回了县城，说是要提前回去收拾老屋、晒被子、起酱缸。
陆沉在BJ多留了一天。
课题组年底的总结会、电子工业部的新项目评审、还有几份从剑桥和普林斯顿寄来的联合论文审稿意见，都压到了春节前最后一天。
等他把所有事情处理完，已经是大年二十八了。
北京西站的候车大厅里挤满了回乡过年的人。
蛇皮袋、棉被卷、捆着草绳的行李箱，大大小小的包袱在人群中挪动。
扛着扁担的民工蹲在墙角吃茶叶蛋，带孩子的年轻母亲把奶瓶捂在自己棉袄里保温，几个打工回乡的年轻人在候车室角落里围着一台便携收音机听春晚的预告，收音机里断断续续飘出李谷一的歌声。
墙上的广播喇叭隔几分钟就报一次车次，每一次报绿皮车都有一大群人呼啦啦站起来往检票口涌。
方宜民送陆沉到车站。
他还是骑那辆旧自行车，车筐上绑着一把晴雨伞。
他从车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塞给陆沉，里面是两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一袋涪陵榨菜和几个李师傅今早现做的糖三角。
糖三角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还是热的。
“李师傅说火车上吃，”方宜民把自行车支在候车室门口，拍了拍陆沉的肩膀，“上回你从海德堡回来是我去接的，这回不用接了，你自己回家，到了给传达室打个电话，免得大伙惦记。”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向南行驶。
窗外的雪野一望无际，偶尔闪过一个村庄，屋顶上覆着厚厚的雪，烟囱里冒着细细的青烟。
车厢里挤满了人，硬座底下都躺着人，过道里堆着编织袋，列车员推着小车卖瓜子花生和热茶水都挤不过去。
有个抱孩子的妇女坐在陆沉对面，孩子大概两三岁，趴在母亲怀里睡着了，小脸蛋被车厢里的暖气烘得红扑扑的。
对面座位上一个大叔把军大衣脱下来叠成枕头靠在窗边打盹，鼾声不大但很均匀，和他头顶行李架上那捆用麻绳扎得结结实实的腊肉一起晃晃悠悠。
车到县城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县城的长途汽车站还是老样子。
候车室的长条木椅掉了漆，售票窗口上方的时刻表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有些字已经被蹭花了。
门口卖烤红薯的老太太守着一个废油桶改的炉子，炉子里的炭火把红薯皮烤得焦黑，掰开以后金黄软糯的热气直往人脸上扑。
她抬头看到陆沉，眯着眼认了好一会儿，然后咧嘴笑了：“老陆家的孩子，你家今年可热闹了，你爹妈前几天回来，整条巷子都知道了。”
他沿着县城主街往家走。
街还是那条街，供销社的柜台后面坐着的售货员换了一个更年轻的，打毛衣的手法和以前那个一样熟练。
理发店门口的红白蓝转灯还在慢悠悠地转，旁边新开了一家音像店，门口贴着四大天王的海报，录音机里放着刘德华的《忘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