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冬猎行动是一场抢在时间前面的闪电战，那么代号归巢的人才落地计划就是一盘需要绣花功夫的细活。
彭老亲自主持了几个老所的资产盘查。
把三线时期留下的、位置偏远但水电齐全的一批闲置院区重新启用，改造成外籍专家公寓和配套实验室。
条件有限，有些房子的墙皮还是老式的白灰，家具是从各单位仓库里调剂来的旧货，但每一间公寓都配了一套全新的床上用品，窗台上都摆了几盆绿萝。
厨房里都放了一罐从北京胡同口杂货店统一采购的腌萝卜。
没人知道谢尔盖他们吃不吃得惯，但备着，就是一种态度。
所有外籍专家的劳动合同都同时印有中文和对方母语，每一份都经过了专业翻译机构的核校，确保没有歧义，确保每一项承诺都有据可查。
陆沉坚持在合同附件里加了一条：来华专家每年享有不少于四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可自由支配。
这条在当年的中国科研机构里几乎是破天荒的条款，人事部门的人看了直摇头，说没有先例。
钱老只批了九个字：“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与此同时，西方几大半导体巨头的情报部门终于从最初的散乱信息中拼凑出了全貌。
摩托罗拉的法务备忘录用了一个非常罕见的词来形容这次人才流失的规模：“令人担忧。”
飞利浦的范德贝克在内部会议上摔了一份报告，报告里列举了多位已经确认接受中国方面邀请的东欧专家名单。
其中几个名字让他沉默了很久。
这些人在各自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足以改变一个细分方向的全球竞争格局。
最让他不安的不是失去某一位专家，而是这些人正在被组织进一个统一的平台，而不是各自为战。
一份来自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内部备忘录被加急送到商务部，但备忘录发出的时候，冬猎行动第一阶段的名单已经锁定了大半。
那些被中方接触的专家，要么已经人在BJ，要么在第三国等待中转，要么已经签了意向协议、只等家属签证办妥就动身。
三月初，BJ，一场不对外公开的小型欢迎会。
地点就在联合平台直属实验室的会议厅，没有横幅，没有记者，桌上摆着茶水和新焙的花生。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起来发言，他用的还是那支快没墨水的钢笔，发言稿写在几张从基辅带来的旧稿纸背面。
他的俄语说得很慢，像是每一个词都在掂重量，陈淮在旁边低声翻译。
他说，他在莫斯科的同事问他为什么要去中国。
他说：因为我想继续做研究，而不是成为别人的战利品。
他停顿了一下，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了一句让翻译也顿了一瞬才接下去的话：“因为这里允许我保持尊严。”
与此同时，陆沉正坐在联合平台的规划室里。
桌面上展开着一张他刚刚手绘完成的组织架构图——不是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而是一张网络状的、用实线和虚线标注重叠关系的矩阵图。
那些从东欧接来的专家，他们的名字被逐一填入了网络的节点。
谢尔盖进入了半导体材料生长实验室，专门攻坚砷化镓和磷化铟异质结的界面缺陷控制。
一位从新西伯利亚接来的数学物理学家被安排进了理论模拟组，负责为器件仿真建立更精确的数学模型。
一位从莫斯科来的电子工程师带了两台他自己组装的信号分析仪，将和国产团队一起搭建新一代通信芯片的验证平台。
这些名字已经足够亮眼。
但陆沉的目光依然停留在图上的几个空白节点上。
计算科学、软件工程、算法设计。
这几个节点旁标注着待推荐人选。
东欧专家的强项集中在基础理论、材料物理和硬件设计，但在软件和算法层面，缺口还在。
他下意识地在旁边写下了一行字：“下一阶段目标：寻找具备计算科学与软件工程背景的合作者。”
写完，他搁下笔，靠在椅背上，目光透过窗户看向远处正在施工的新实验楼工地。
塔吊的剪影在初春的暮色里缓缓转动，BJ的春天又要来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空白留了不到几个星期，就有一个人以一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闯进了这个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