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猎行动仍在继续，任务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在西方国家完全反应过来之前，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那些处于困境中的顶尖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建立联系，为国所用。
四个小组，四个方向：东欧方向由外交部一位资深参赞带队。
莫斯科方向由科委国际合作司的人打头阵。
乌克兰和高加索方向交给了一个精通俄语的资深科技情报专家。
而中亚与波罗的海方向则由一位军方背景的技术专家负责。
陆沉在率先收获叶戈罗夫后，在后方做起了技术评估。
每一个被前方小组接触到的专家，其研究方向、学术成果、潜在价值，都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精准判断，以便后方决定投入的资源和诚意等级。
这份工作几乎是为陆沉的超算大脑量身定做的。
一整个正月，陆沉几乎没有离开过设在莫斯科的临时协调办公室。
那是一间借用的资料室，暖气烧得半死不活，窗户缝里灌进来的风能把茶杯里的热水吹凉。
但这里有三部电话、一台能收国际传真的机器，以及一张铺满了半面墙的巨幅地图。
每确认一个专家的意向，他就往地图上钉一颗彩色图钉。
红色代表已签约，黄色代表洽谈中，绿色代表保持接触。
到一月下旬，地图上的图钉已经连成了几条隐约的线。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从基辅到新西伯利亚，从明斯克到阿拉木图，星星点点，像一条在隆冬季节悄无声息蔓延的暗火。
已经签下意向协议的有十几位，另有几十位正在洽谈。
这些人里，有搞了一辈子砷化镓材料生长的老研究员。
有在低温超导领域做出过开创性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
有能徒手推演复杂偏微分方程数值解的数学怪才。
还有几个在苏联军工体系里做过尖端复合材料却因为单位解散而赋闲在家的工程师。
深夜办公室里只剩陆沉一个人。
他从传真机里抽出一份刚收到的前线简报，看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简报是以方报告员用加密传真发回来的，措辞客观而克制，但他从字缝里读出了那些画面。
零下二三十度，实验室的暖气管爆了，只能用棉被裹着设备继续做实验。
妻子改行去旅馆洗床单，丈夫在路灯下修鞋，孩子把实验记录纸的背面当草稿本用。
工资早就发不出来了，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以物易物。
一位曾用实验室自行组装的仪器测出特种合金关键参数的资深工程师，上个月用自己私藏的一套德文原版《固体物理》换了两袋土豆。
即使是那些愿意接受邀请来华工作的专家，也有一个共同的要求：不走政治途径，不公开发表声明，不希望被当成某种符号。
他们只是想找一个能让他们安静做研究的地方，把那些被冻得半死的课题重新焐热。
这不是叛逃，不是投机，这是科学在被历史碾碎之后，本能地寻找下一寸可以扎根的土壤。
他放下简报，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尊严。”
尊重不是口号，是用一份配给到位的冻肉、一条能过冬的棉被、一沓不被打断的实验数据来丈量的。
他在那一刻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来华专家安置方案里，必须包括他们的家属，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和翻译人员。
这笔钱不能省，一分都不能省。
与此同时，国际猎头们也终于开始意识到不对劲了。
美国一家半导体公司的招聘代表从波士顿飞到莫斯科，带着空白合同和预付薪水的支票准备拿下几位等离子体物理领域的顶尖学者，结果在办公楼里撞上了另一批来自中方的接洽人员。
双方在楼道里打了个照面，彼此心照不宣。
等那个美国人打了一圈电话，在暴雪纷飞中赶到第二个目标单位时，人已经在前一天夜里被接走了，不是绑架。
是那位专家自己收拾好了全部的技术笔记，带着两个研究生和一台拆散的实验样机，坐上火车去了远东。
类似的场景，在那个一月里，从基辅到新西伯利亚，反复上演。
基辅的雪比莫斯科还大。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材料学研究所坐落在城郊一片老旧的建筑群里。
红砖墙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大门上的油漆剥落得厉害，门厅里昏暗的灯泡已经有两盏不亮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裹着一件厚得能自己站起来的旧棉大衣，坐在他那间冷得能看见呼出白气的办公室里，盯着桌上最后一台还能运转的示波器发呆。
他今年五十七岁，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半导体异质结领域的绝对权威，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过十七篇论文。
现在他实验室的液氮供应已经断了将近一个月，几台精密设备因为缺乏维护配件陆续停摆，用来隔离振动的气浮平台的气泵坏了一只，由于型号老旧，配件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