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硬皮笔记本。
本子的边角已经磨圆了，纸页泛黄，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
他把本子翻开到某一页，反过来推到陆沉面前，手指点着一行手写的推导。
陆沉低头看过去，那是一组关于金属-半导体界面态密度在非理想配比下的修正方程的推导过程，停在某一步卡住了。
旁边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几行批注，最后一行是俄文，翻译过来是“目前无解”。
“这是我的一个学生临走前留下的，”叶戈罗夫说，“他现在在慕尼黑，给西门子做工艺优化，不会再碰这个问题了，你刚才说你懂我的方向，我问你——”
他挨个数了几个实验条件下不可忽略的扰动项，每一种都精确到了数值量级，“在这种情况下，界面能带弯曲的非线性项怎么处理？”
他不是在提问，他是在试探。
一个比他晚了整整两代的、来自异国的年轻人，有没有资格和他对话。
陆沉伸手从桌上拿起那半截铅笔，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开始写。
他没有直接给所谓的标准答案。
这种被冷落了二十年的分支，根本没有教科书级别的标准答案。
他把前一步推导展开成两组对称的路径，反手从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出发重写了边界条件，再取三个不同极限情况下的近似解，每一步推导都笔笔到位，每一个省略掉的积分步骤旁边都用蝇头小字标注了省略条件。
写完最后一行，他在结论右下方画了一个圈，圈里写了一行字：“到此为止是正确的，后面你需要新工具。”
叶戈罗夫看着那个圈，没有说话。
他的眼睛里忽然涌上来一层很薄很薄的水雾，很快又被他压下去了。
他认识这个推导。
这条路他走了大半辈子，从六十年代一路走到现在，走过了苏联的鼎盛和衰落。
现在一个异国的年轻人，接过了他手里的铅笔，不仅不嫌它短，还用它在墙上画出了一扇他隐约感到存在却始终没能推开的门。
“新工具，”叶戈罗夫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用手指捏着一块矿石反复摩挲，“你有一套？”
“有，”陆沉直视他的眼睛，“我们正在开发，这个新工具和我们正在搭建的联合平台绑在一起，您如果想用，就得和我们绑在一起。”
叶戈罗夫转身望了望窗外。
窗外是无边无际的白桦林，是灰蒙蒙的天，是结了冰的烂泥路和废弃的卡车。
西方和BJ，在这个寒冷的二月，各自放在天平两头。
他把那本笔记本重新握住，攥得很紧，像是攥着一根救命的绳索。
他想起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却不再碰这个方向的学生。
还有用棉袄裹着示波器的老同事、走廊尽头那台再没开过机的分子束外延设备、以及研究所隔壁被改成了批发市场的机械车间。
他转过头，把笔记本合上，放进自己那个半旧的公文包里。
“我去给你的论证会再添一笔，”他说。
陆沉站起来，把手伸出去。
叶戈罗夫握住。
老人的手在冰冷的房间里凉得不像话，指节粗大，布满了老茧。
但握力很稳，像是把后半辈子的力气都攒在这一个动作里了。
“我还有几个学生，”叶戈罗夫松开手，忽然想起什么，“哈尔科夫那边，做低温输运的两个年轻人，他们在抢购面包的长队里给我写信，说实验室关了，设备拆了卖废铁了，问我去哪里还能继续做研究。”
“一起带上。”
叶戈罗夫点了点头，很轻，但很确定。
他走到衣架前，拿起那件穿了几十年的旧呢子大衣，又围上一条磨得起了毛的羊毛围巾，最后从桌上拿起那半块黑面包把它用纸包好塞进公文包。
动作不紧不慢，像是一个打算出长差的人在做最后的清点。
他们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了那条冷得结霜的长走廊。
陆沉和叶戈罗夫并排走着，身后是陈淮、老吴和小赵。
走廊里不时有其他办公室的门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看他们一眼又缩回去。
节能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
走出研究所大门，迎面扑来的是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冷空气和白茫茫的雪原。
远处的桦树林在风中缓慢地起伏，像一片灰色的海。
停车场上，他们租来的那辆旧面包车已经发动了，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白烟。
小赵拉开车门钻进副驾驶，老吴和陈淮把行李往车后塞。
叶戈罗夫在研究所的台阶上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老楼。
楼墙上的宣传画残片还在风里微微翻动。
他没有说话，只是紧了紧围巾，然后钻进面包车里。
车门关上。
引擎声和排气管的白烟搅在一起，很快被空旷的西伯利亚平原吞没。
面包车在冰雪覆盖的土路上摇摇晃晃地驶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白桦林深处一个移动的黑点，像一颗种子埋进了无边无际的雪原。